吕不韦是个奇人，内在胆大机深，外在钱厚善贾。他能把嬴异这个不受秦王室待见的秦诸公子中的中子炒成太子，又把太子炒成皇帝，把自己炒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令人叹为观止。
嬴异，即位前称公子异或异人，是秦国第三十三代国王，谥号庄襄王。异人的父亲是安国君，妻妾众多，光儿子就二十多个，异人的年龄排在中间。异人的生母夏姬不受宠爱，异人又是中子，没有继承王位的希望，后来异人被打发到赵国做质子。在赵国公子异遇到了天大的贵人富商吕不韦。在吕不韦的运作下，异人竟奇迹般地被立为太子。
公元前249年，庄襄王即位，吕不韦为相国，被封为文信侯，以蓝田十二县为其食邑，后来又改封至三川郡的河南洛阳食邑十万户。庄襄王在位三年去世，其子政即位，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嬴政继位时十三岁，吕不韦继续担任相国，并以仲父的身份辅政，到嬴政22岁亲政时，他在秦国实际执政已达十二年之久。
在司马迁看来，吕不韦所做的一切，无非是为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乃钓奇逐利之人耳。那么，吕不韦仅仅是钓奇逐利之人吗？秦史专家王遽常揭开了吕不韦惊天阴谋。
《史记》载：吕不韦，濮阳人也。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能煖衣余粮；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秦子异人质于赵，处于窌城，此奇货也。愿往事之。”
王遽常评论说：吕不韦岂只钓奇逐利之人也！其将见异人，即谓欲建国立君，泽遗后世。夫秦建久矣，何待于建？泽遗后世，正其本谋。故其为人谋太子，谋立君，皆自谋也。
吕不韦为人谋太子，谋立君，皆为自谋，而这种自谋的目的是“建国立君，泽遗后世”，就是说吕不韦为人谋是策略，以实现自己建国做开国皇帝的野心。
不过，吕不韦若想做皇帝，难度太大了，几乎不可能。且不说立异人为太子，难度有多大，单说吕不韦游说秦王室时，秦昭襄王还在位，而孝文王还是太子，即使花血本把异人立为孝文王的继承人，异人离皇位也太过遥远。
在王遽常看来，吕不韦若想自谋成功，非采取非常举措不可。其阴谋虽不可知，或在昭襄王即世，少主未立之时邪？昭襄王立三年而卒，孝文王立三日而卒，岂其偶然？昭襄王死时75岁，应该是寿终正寝，但也可能是吕不韦做了手脚。孝文王死时52岁，有史料说他死于疾病，也有史料记载，吕不韦买通了御医，让他在药理下毒，致使秦孝文王死去。吕不韦心如深渊，为了尽快实现自己建国立君的梦想，不择手段害君谋国是有可能的。
王遽常认为吕不韦“自谋”的表现是“揽英茂，布著书”。他说：“其后揽英茂，布著书，名为效四君，实欲暴秦先王与时君之过，亦自谋也。”
在全国统一的前夕，吕不韦组织门客著书立说，于公元前239年编成了著名的《吕氏春秋》。它对先秦的儒、法、道、墨、阴阳五行各派，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是“杂”家的代表作，反映了吕不韦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对于《吕氏春秋》，有史书云：其书数秦先王之过，无所惮，诋訾时君为俗主……至其《序意篇》，称维秦八年，虽在涒滩，不以时君纪年。尤怏怏非少主臣也。意不韦与宾客或有三晋齐田和非常之谋。
秦王政一天天长大，他那种专权、独断和不愿听别人劝诫的性格也日渐凸显。而长期习惯于独揽国政的吕不韦却不愿改变现状。公元前239年，秦王政21岁。次年就要举行加冕礼，开始亲政。因此，在这年吕不韦将这部早已开始编撰的著作，公布于咸阳门市，并宣称：“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据说当时“无能增损者”。真实原因，并不是《吕氏春秋》至善至美，无可挑剔，而是人们惧怕相国，无人敢改动。
吕不韦此时公布此书，用意颇深。其一，控制秦王政的思想，使其亲政后，吕不韦自己以仲父的身份实际执政。《吕氏春秋》在总序《序意》篇中，已把这个意思说明白了：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打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吕不韦把《吕氏春秋》同黄帝教导颛顼联系在一起，无异于明确告诉秦王政要像颛顼对待黄帝那样，接受吕不韦的教导。其二，借此向秦王政示威，显示自己的势力多强大。吕不韦独裁十二年，苦心经营吕氏集团，威望、实力确实不可小觑。
两者的思想很不投合，秦王政不喜欢儒家思想，也不喜欢杂七杂八的学派，只对法家学说情有独钟，况且秦王政要“独制其民”，不能与人共治之，所以，吕不韦用《吕氏春秋》控制秦始皇的梦想不可能成功。即将亲政的嬴政，绝不甘于受人摆布，充当傀儡，吕不韦那一套也不合自己的口味，故嬴政与吕不韦产生了矛盾。
王遽常说，少主得立而特英武，则非其始料所及欤，故其书雠少主特甚，而其谋少主乃日急。嫪毐之乱，当在其术中，故曰辞连。夫嫪毐罪大恶极，而其宾客犹可复，而不韦之宾客卒不可复，罪浮于嫪毐而犹曲全之，谁谓秦之少恩哉！
吕不韦献绝好善舞者赵姬与异人，但他与赵姬一直保持情人关系，这对于已经处于不胜寒之高处的相邦吕不韦是极大的政治风险，故吕不韦急于撇开与赵姬的情人关系，但赵姬是个热爱生活的女人，吕不韦又不敢得罪先为王后，后为王母的赵姬，便苦心琢磨脱身之计。吕不韦绝顶聪明，很快想出了绝妙计策。他物色到大阴人嫪毐，将其假以宫刑，献给赵姬，嫪毐是赵国人，又是性怪物，赵姬即帝太后也很快“乐不思蜀”，脱离险境的吕不韦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受宠的嫪毐，与帝太后朝夕不离，获得帝太后大量赏赐，家产万贯，家奴数千，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成为秦国数一数二的巨富，不仅如此，嫪毐还积极参与政治，“事皆决于嫪毐”，成为权倾一时的宠臣。这时嫪毐在秦国的权势已与吕不韦不相上下，以致于人们把嫪氏与吕氏相提并论。随着嫪毐集团势力的膨胀，不可避免地与吕氏集团发生矛盾和冲突，当时人们尤其是官员以嫪、吕划线，两大集团互掐。
据史书记载，一次嫪毐与宫中侍臣因喝酒赌博发生口角，醉酒而狂的嫪毐大声呵斥对方：“你他妈算啥呀？老子是国王的假父，你这王八蛋还敢和我争！”众人惊愕，一时哄然，被呵斥者迅速溜走，暗中告发。这影响太坏了，嬴政声誉严重受损，韩系外戚势力与帝太后和嫪毐是死敌（嫪毐封侯与打击韩太后和成蟜有关），相国吕不韦与赵系外戚也是矛盾尖锐的双方，所以，帝太后的处境不妙，但她毕竟是嬴政的生母，而嫪毐的处境就非常危险了。
为了严重打击甚至消灭韩系外戚势力和吕氏集团势力，架空嬴政，帝太后和嫪毐开始精心谋划叛乱。随着秦王亲政的日子越来越近，嫪毐的危机感越来越重，他知道秦王政即位亲政意味着什么。秦王政九年四月，22岁的嬴政在雍城举行盛大冠礼，加冕并佩剑，收回旁移的王权，王族大臣都前往参加，京城咸阳成了政治空城，嫪毐抓住千载难逢的唯一机会发动了武装叛乱。
嫪毐盗用秦王御玺和太后印玺，调动咸阳禁军、县兵、骑兵、戎人、家臣、门客，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准备杀向雍城的蕲年宫。秦王政在咸阳就已发觉嫪毐阴谋，得知嫪毐已起兵，遂命相国吕不韦、昌平君、昌文君发兵讨伐嫪毐。嬴政睿智英武，对嫪毐发难应该早有准备，他派吕不韦讨伐嫪毐，是因为吕氏集团与嫪毐集团相互对立，派昌平君讨伐嫪毐，是因为昌平君属楚系外戚势力，与赵系外戚集团有矛盾。嬴政真是善于把握时机和驾驭矛盾的高手。在秦军的强力攻击下，嫪毐集团很快崩溃，嫪毐兵败逃脱，被悬赏捉拿归案后，处以车裂、灭族，参与叛乱的二十多位高官都被枭首示众。依附嫪毐的家臣，很多被判死刑，而被流放到四川的，数量就达四千多家。
利用吕不韦消灭嫪毐后，秦王政必然要动手铲除吕氏集团。铲除吕不韦集团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嬴政铲除嫪毐集团后，铁面形象初步树立，官吏和民众也有了主心骨，且嬴政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吕氏集团。铲除吕氏集团的理由也很充足，无需编造，只需走一个所谓的调查程序。经过司法调查，嫪毐事件牵扯出了吕不韦与帝太后的秽事，吕不韦被审查。秦王政十年十月，吕不韦被免去相国职务，逐出京师，回到自己的封地河南。第二年，秦王政下书，命吕不韦及其家臣宾客迁徙到蜀地居住。吕不韦自感危在旦夕，饮鸩而死，其家臣宾客也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吕不韦欲建国立君，必有一个树立权威和积蓄力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两股主要势力与其制衡：一是以华阳夫人为首，以昌平君、昌文君为骨干的楚系外戚势力，二是以赵姬为首，以嫪毐为骨干的赵系外戚势力。正因为这两股势力的制衡，吕不韦集团始终无法遂愿。由此也可以看出，赵姬虽不守妇道，但她很不简单，她培植嫪毐集团不仅是为了打击韩系外企势力，也是对吕不韦集团威势日炽、危及皇权的防范。吕不韦“建国立君、泽遗后世”的阴谋终未得逞的原因，在于秦王政英武睿智和楚系外戚集团、赵系外戚集团的对嬴政的强力支持。秦王政平定嫪毐叛乱后，在审讯叛乱者时，吕不韦受“辞连”，其阴谋败露。辞连，很可能是吕不韦阴谋夺取皇位的内容，而嫪毐集团杀向雍城的真正意图是“清君侧”，当然也是一种自保。正因为如此，嬴政欲诛杀吕不韦，但因为吕不韦功劳大，且有宾客辩士为其游说，嬴政不忍杀之，将其免出就国。然而，岁余，诸侯宾客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王恐其为变，乃赐不韦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不韦遂出走。不韦恐诛，十二年，饮鸩死。秦王政一句“君何亲于秦”，道出了吕不韦自谋真相。随着调查的深入，秦王政越来越相信吕不韦欲建国立君，因此，他对吕不韦的痛恨比嫪毐更甚，故“秋，复嫪毐舍人迁蜀者，而不韦宾客终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