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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它是改革开放的起始之年，这一年的春节，人们阖家团聚在一起，举杯欢庆，外出闯荡誓要干出一番大事业的人也收拾好了行囊，憧憬着衣锦还乡的美好未来。
有这样一群人，为了老百姓的新生活，国家的发展不受掣肘，他们也收拾好了行囊，仅仅在元宵节的6天后，就穿着军装登上火车毅然决然地来到了祖国的南方——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第一枪打响，在仅仅28天后，战争便以中国军队压倒性的胜利而告终。
这听起来很轻松，但我国依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这短短28天，有近7000的解放军战士永远地将自己年轻的生命留在了祖国的边境，他们依然守卫着疆土，寸步不让。他们的名字值得每一寸山河，每一缕清风铭记。
在其中，有10位领导的孩子，他们是张力、曲宁江、曹辉、赵幼林、周伟、甄平、赵杰昌、罗粤宁、耿军、耿晓康，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段值得钦佩的人生。
他们是怎么走上越南前线的？又经历了什么呢？今天我们便挑出几位来讲讲。
赵幼林：无私献身，精神永存
1973，中国援助越南抗美胜利，越南却开始了一段长期疯狂打压华侨，骚扰我国边境的阶段。
他们推倒界碑，占领了浦念岭、庭毫山等地，用中国援助的军备物资侵略着中国土地，把枪口对准中国人，还洋洋得意地叫嚣着：
“不仅这里是我们的，广西广东也是我们的！”
在中共中央作出了全面的规划和部署后，在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号角吹响。中国军队义无反顾地奔向战争前线，他们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有着不同的军事任务，但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胜利。
指导员传达上级指令的作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电视剧《功勋》中，抗美援朝战争里能文能武的指导员李延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大家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指导员形象。而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也有这样一位心系每一位战士，智慧勇敢的指导员，他的名字叫赵幼林。
赵幼林，1953年出生在山西的一个军区大院，他是一名将门虎子，父亲为时任广州军区后勤部政委的赵力宽。在16岁时，他就受兄姐的影响，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军人。
赵幼林所在的122师364团负责攻克天险朔江。越军曾放下话说：
“连美国，日本和法国的军队都攻不下朔江天险，更别提中国军队了”
如果中国军队胆敢来犯，必要在3个月的时间里
“歼灭2万余中国军人，打掉坦克100辆以上。”
当然，当时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和侵华战争中疯狂叫嚣着“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大和民族一样，沦为了笑柄。
经过战略部署，一营和二营负责正面进攻。正面进攻，就等同于直面敌军的所有底牌，这一战，注定十分艰辛。
随着号角声响起，喊杀声和炮火声响彻山谷，一营迅速投入战斗，但配备精良武器，又有地势优势的敌军实力不可小觑，每个人都尽全力抵挡着敌人进攻，直到流尽最后一滴鲜血。
战争是残酷的，一轮战斗过后，我军损失了无数得力干将，就连营长也身负重伤。无奈之下，三连撤回，一连迅速顶上。
一连在这时加入战斗，已是失了天时地利，但赵幼林仍率领一连前赴后继以血肉之躯抵挡着敌人坦克炸药的滚滚洪流。作为一名指导员，赵幼林既要观察战场形势，又要做好指战工作，还要掩护好自己，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中，要想兼顾这三者是十分困难的。
赵幼林只得牺牲自己的安全作为掌控战局的代价。可天不遂人愿，密集的枪林弹雨袭来，一颗流弹打中了赵幼林的腹部，此时已是十分危急，再加上如此重伤在战场上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在赵幼林挣扎着把自己身上的的手枪和干粮交给战友后，很快就没了声息。
在赵幼林之前所做的安排下，我军最终攻下了这块“硬骨头”，圆满完成了军事任务，而这一切的大功臣是赵幼林，却苍白着脸倒在血泊里，再也听不见了。
战后，年仅26岁的赵幼林被授予二等功，这也成了家中父母兄弟的唯一慰藉。
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咱们的军队里这些“赵幼林”们数不胜数。
他们的心中只有四种颜色,天地蓝，云的白，树的绿和旗的红。前三色着于身上,红色动在心尖。
战争来袭，黑夜将至，于是他们就成了黎明。青春难得，那就时刻准备着在战场上放手一搏：他们将一切全交付给了那一抹红色，因为它是他们的信仰，是永不熄灭的烛光，然后他们就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途，再也没有回来。
曲宁江：手脚俱断，不下火线
这天上午，尖刀连的将士们聚集在一起。他们整齐列队，一名将士拿着旗帜，周围的人举着枪，或是挥舞着拳头振臂高呼，喊出了对胜利的渴望，就算下一秒就会受伤，甚至是牺牲，他们依然一往无前，照片定格在他们坚定的眼神上。
在其中，就有41军副参谋长曲奎之子，曲宁江。1959年，出生于辽宁丹东，从小，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他便立志成为一名报效祖国的军人，于1978年4月入伍，彼时的他才19岁。
那是怎样的一张面庞啊，一身军装掩住了他的稚气未脱，凌厉的眉眼显示出他的严肃与庄重。
长相清秀的他一进军营，就有了“白面书生”的名头，为了摆脱“手无缚鸡之力”的刻板印象，在努力训练的同时，空闲时候也毫不懈怠，跑步俯卧撑样样不落，一点一点提升着体能。
以他加强射击训练为例，他经常长时间地趴在地上，练习着如何瞄准目标，精准打击，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之下，最终成了百步穿杨的“神枪手”。
风吹过，不留力气地吹过；雨淋过，肆虐地淋过；日晒过，强光笼罩过。年少入伍的他日渐成长，具备了一名优秀士兵的素质，上了越南的前线。
2月17日，尖刀营的士兵向崎岖的山路进发，不断的炮火中有一浪又一浪的冲锋，一声比一声坚定。为了将战线推进到841高地上，他们经历了28小时艰苦卓绝的战斗。
胜利之后，如何坚守也是一个问题：由于物资匮乏，在艰苦作战后，他们的体力并不能得到及时的补充，就算这样，他们也无怨无悔，挖野菜吃草根也没有怨怼。
在一周后，上级察觉了越军的军事意图，向他们传达了紧急转移的命令。但未等他们及时抽身，在10点左右敌军就发动了突袭，一时间死伤无数。排长中弹身亡，无数一起训练，一起生活的兄弟们也相继倒下。
曲宁江没有过度沉溺在悲伤中，他强忍着泪水，又投入到激烈的战斗中，还初步制定了策略：声东击西。他去左侧佯攻吸引火力，战友在另一侧接应打击敌军。
在密集的子弹下，曲宁江很快受了伤：他的左脚、左踝相继被击中，血肉模糊，触目惊心。他忍受着铺天盖地的疼痛，一声不吭，他拒绝了想为他包扎的战友。
在10几个小时高强度的战斗后，他的左手和左脚与军装因血肉融为了一体，根本分辨不清哪些是衣料，哪些是伤口。在最后的时刻来临之前，无法拿枪射击的他把右手撑在地上，立成了盾牌，掩护着战友撤退，说着：
“别管我，我不行了！”
最后，他颤抖着手，拿出全家福，满含热泪看着自己的家人，一直咬牙坚持的他这时才有时间好好地与亲人告别。
更加密集的枪林弹雨打破了这样温情的画面，他年轻的胸膛被子弹贯穿，20岁的身躯轰然倒在了地上。
也在前线作战的曲奎很快知晓了儿子牺牲的消息，这名打过日本侵略者，也参加过解放战争战功赫赫的军人却没时间悲伤，只能化悲痛为力量。
后来，曲奎回忆起最后一次见面时，是他在视察部队：
“因为（战况）太紧张了，没有时间说话”
只远远看见儿子站在坦克上。父子俩都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永别！
“精忠报国未曾悔，愿以此身报太平”，曲宁江们的牺牲，是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和平，希望他们能安安稳稳地团聚在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
他们用鲜血在这场卫国之战铸就了顶天立地的丰碑，让冉冉升起的红日映着希望，浸着汗水，照耀着一条光明的道路，在这条路上，遍地英雄。
每当听到庄严的旋律响起，看着五星红旗缓缓升起，上升在光滑的杆面上，我们都会想起这样一群用生命捍卫它的英雄。
他们列着队，整齐地从我们眼前走过，向我们留下最坚毅的背影，但他们不曾远去，也不会远去。
曹辉：冲锋在前，敢为人先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南方边境线上地形复杂，不易作战，从一开始，我军向前推进的每一步都十分艰难。
经过部署安排，曹从连、曹辉父子俩所在的149师一路跋山涉水，来到了千里之外的沙巴地区。
沙巴城易守难攻，海拔高达1600米，位于崇山峻岭之间，驻守在此的越军316a师更是名头响亮的主力军队，再加上精良的装备，这注定是一场空前激烈又死伤严重的战役，解读有误的情报无疑更是给处于不利条件的149师雪上加霜。
战役很快打响，并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为了尽快夺取胜利，446团团长曹从连向师部报告请求调取坦克，为我军助力。
一辆辆载着士兵的坦克从曹从连的眼前开过，在每辆坦克后引擎盖上，站着4名士兵，虽然他们一样的意气风发，一样的信念坚定，曹从连还是一眼看见了自己的儿子。
当时的坦克的观察窗和瞭望镜视野实在受限，只能看见前面的战况，对坦克后方的形势根本不能觉察，必须有士兵去以血肉之躯当这个“观察窗”。
虽然士兵站在坦克上面不能掩盖身形十分危险，一遇上狙击手就是九死一生，但总要有人去站在这个位置上勇往直前。
军令如山，入伍多年的曹从连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只能看着自己带着火箭筒的大儿子成了“活靶子”，却无能为力。曹从连来不及担忧，接下来的一幕就让拿着望远镜观察战况的他淹没在巨大的痛苦之中。
仅仅在曹辉出发的2分钟后，在西南方向的某个高地上，一个本已经被压制的敌军火力点再次传出枪响，4名刚刚还鲜活的生命顿时变成了三死一伤的结局。
曹从连从望远镜里眼睁睁地看到，自己年仅18岁稚气未脱的儿子中枪，倒在了地上毫无生气。
可怜天下父母心，没有比亲眼看到自己的儿子死于敌军之手对人的冲击力更大的了。曹从连拿起冲锋枪就要冲向敌军，要他们血债血偿。警卫员程望明死死地将他抱住，又要观察敌情避免二人受伤，费尽千辛万苦才将他拖到了某个较为隐蔽的地方。
看着警卫员担忧的眼神，听着周围的炮火声、冲锋声，尽管儿子牺牲的那一幕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曹从连还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队伍里还有很多像自己儿子这样的年轻士兵，自己不能颓废，要拿下这一战，才能避免更多家庭饱受骨肉离散之苦。
很快，曹从连就重振旗鼓，投入到了战场的指挥当中，在3月3日，曹从连就指挥部队攻破了越军号称“固若金汤”的沙巴城。
曹从连没有告诉妻子儿子牺牲的消息，等到战争胜利后，曹从连回到家，妻子才发现回来的只有丈夫一人。
本以为父子在同一个部队，也算有个照应，没想到儿子就牺牲了，曹从连妻子当场晕了过去。醒来之后，就有点神经恍惚，一遍又一遍地问着丈夫：
“儿子当时离你这么近，你为什么没有照顾好他？”
曹从连心里的愧疚和自责不言而喻。他31岁得子，又在年近半百时失去了儿子，每年，他都会去儿子所安葬的烈士陵园看望儿子，跟儿子说说话。
还有千千万万个曹辉，也将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战斗的一线，葬在了异乡的土地上，时至今日，他们也还长眠于异乡青山。
2019年，是对越自卫反击战40周年，在云南屏边烈士陵园，近90岁的曹从连被人搀扶着，来到儿子的墓碑前，同样的时刻，在其他13个陵园里，也有这样一群群威严庄重整齐踏步的老兵来到此地，看望长眠于此的战友亲人。
每一个墓碑，都代表着一个我们钦佩的军人。他们的家乡，也许是也许是山丘起伏，也许是平原广阔，也许是烟雨江南，也许是寒冷北国；七十年来，他们的国在960万平方公里生长蓬勃，但每一寸每一缕依然是他们心中的瑰宝。
关于战争，我们见不到他们所能见到的，也听不到他们所能听到的，更感受不到他们所感受的。如今，我们只能在四平八稳的屏幕前想象着流血与逝去，在电视新闻中身临其境，长久而坚定地怀念着他们。
和赵幼林、曲宁江、曹辉一样，其他几名烈士牺牲的时候，也就20来岁的年龄。
出生在军人家庭里，他们知晓战争的残酷，没有心安理得地享受家人给予的庇护，更没有要求“特权”，而是毅然决然走向前线，为祖国奉献自己年轻的生命，因为他们更是祖国的儿子。
看到这类人，那些耀武扬威，遇事大喊“我爸是李刚”的官二代们，又会作何想呢？
历史总是步履不停地往前走，在日月更迭，四季交替的时间长河里，对越自卫反击战已经胜利43年了。身处在千千万万个烈士给的和平年代，他们曾背负使命全力前行，我们却享受着平静与安宁，我们会铭记。
我们接过了时代的接力棒，也交上了我们这一代的答卷，虽然并不完美，但我相信它会一代一代地臻于圆满。就像那句话所说：
“我们奋斗在他们的梦想里，他们安息在我们的誓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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