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和陈毅元帅，他们都是红军的创始人，又是相见恨晚、相慰平生的战友，可在一次争论中，两人却一度不欢而散。那是在1929年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陈元帅在众人面前从四个方面批评了毛主席的缺点。
彼时的毛主席清楚，自己的有些主张并不被大多数人理解，对于陈元帅的批评，他没有进行辩驳。在会议即将结束时，毛主席起身做了最后的发言，他重申了自己的各项主张，并表示如果陈元帅提出的缺点对他有好处，他会考虑改正，但如果是不正确的，那么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的。会议结束后，毛主席离开红四军，前往上杭县蛟洋去养病。
事实证明，毛主席高瞻远瞩，他的许多主张都是正确的。而陈元帅批评的四个缺点，经过历史验证反而成为了我党之所以能成功的四个真理。那么，陈元帅究竟批评了毛主席什么缺点？陈元帅又为何会当众批评毛主席？
这就要追溯到井冈山朱毛成功会师，成立红四军那时说起。
1928年4月，毛主席和朱老总领导的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遂这两支部队合编为红军第四军，朱老总担任军长，毛主席担任党代表。
后来，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如何管理边界各县的党组织，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5月20日，在毛主席的提出下，湘赣边界地区成立了特委，毛主席担任书记。
1928年6月下旬，红四军在毛主席、朱老总等人的带领下，打败了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起的第四次围剿。等到了1929年5月，红四军打到了闽西。
在行军打仗中，存在分歧是在所难免的，甚至可以说是正常的，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闽西根据地的平静，更是将争论的矛头指向了毛主席。这个人就是刘安恭。
5月中旬，设在上海的党组织，派刘安恭到红四军工作。5月23日，红军在战斗中成功攻克龙岩后，由于地方工作一度繁忙起来，为了缓解重担，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并由刘安恭担任临时军委书记。
刘安恭早年还曾留学德国，参加过南昌起义，后又前往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军事，他在军事理论方面很有一套，口才也非常好，这就使得很多红军干部都对他心生敬佩。
但是，刘安恭不了解红军的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主张照搬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在红四军日常的行军工作中，他更是常常说中国工农红军应该好好改造，看看苏联红军是怎么做的。同年5月底，前委召开了会议，会议内容围绕的中心主要是前委是不是管得太广泛了？
而这个争论的焦点，就是毛主席。因为在之前，为了消除部队中因分兵引起的不满情绪，毛主席以前委书记的名义提出军委暂停办公，军委机关改为一个部门，经决议由毛主席担任部门主任。
就这样，毛主席作为红四军党代表，兼任了三个职位，有了相对集中的指挥权。直到刘安恭来到红四军工作，他要求恢复正式军委，前委只负责讨论行动问题，不要再管其他事情。
但毛主席一向自有主张，坚持实事求是，于是他在5月底召开的会议中表示，没有成立军委的必要，有其名而无其实，还不如不要。刘安恭一听到毛主席的话，激动地表示不同意，会议上双方争论得十分激烈，谁都不让谁，最后无疾而终。
后来，随着在蒋桂战争中蒋取得了胜利，随即调集部队想要消灭红四军。面对如此危机，红四军必须尽快结束内部的争论，团结起来对抗敌人。
1929年6月22日，前委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既不是毛主席主持，也不是朱老总主持，而是由红四军代理前委书记、时年28岁的陈元帅主持。
陈元帅一开头，就号召在场的人努力争论，尽快达成统一意见，团结一致对敌。会上民主的气氛很浓，代表们有什么意见都能往外说，既可以有批评的言论，还允许答辩。这其中，就有不少对毛、朱两人的意见，有些意见甚至还有些过火。
刘安恭批评毛主席不服从党组织调动，搞家长式管理，还有其他人说朱老总不像军长形象。陈元帅见会上的火药味如此浓烈，便多次出现阻止，但却无济于事。后来，他针对部分同志对毛主席领导的怀疑态度，指出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红军离不开毛主席。但同时，他也对毛主席提出了批评。
红四军
会上，陈元帅从四个方面批评了毛主席：
第一，对马列主义的信仰是不够的，低估了马列主义。因为毛主席常说马列主义要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联系，要靠我们在实际中去创造。
第二，有个人英雄主义，毛主席讲革命没有党来领导一定会失败。陈元帅批评说这句话实际上是在说没有他毛主席来领导，革命就会失败。
第三，毛主席是家长式管理，喜欢搞一言堂，谁说得都不对，只有他说得对。并且还老爱发火，爱教训人。
第四，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陈元帅批评这等于说是共产党员都没有发言权，这是不对的，说错了可以纠正嘛。
共产国际
陈元帅的发言，得到了红四军多数官兵的赞同。陈元帅这种调和的态度，其用心是为了尽快让红四军党内团结起来，他在朱毛产生分歧时采用了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也是无可奈何。
然而，此时的陈元帅不会未卜先知，他所批评的毛主席的四大缺点，会在之后成为四大真理。而那时的毛主席，也未对自己的正确主张进行申辩，他认为时间会为自己证明。
会议结束后，毛主席提出辞职，离开了红四军，前往上杭县蛟洋养病，陈元帅默默相送。那么，为何会说陈元帅所批评的四个缺点，在历史长河中反而成为了真理呢？
首先第一条，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是受到共产国际领导的。当时中国革命的道路还未完全明朗起来，我们还没有开创出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因此对于共产国际发来的命令，或者派来的人，我们都是无条件信任的。而这也就导致，我们最初在革命这条道路上，碰到了不少荆棘，拐错了好几次岔路口。
马列主义虽然是伟大的革命理论，但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缺的事物，也就不可能会有尽善尽美的思想理论，一套理论不是放在谁的身上都能行得通的。
毛主席早早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多次主张马列主义要跟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以鲜活的社会实践，去完善和创新马列主义，给马列主义注入新鲜血液，由此走出一条适合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
于是，在时间的沉淀下，在事实的证明下，毛主席的主张得到了肯定，中国革命者也开始重新审视共产国际的作用。最终，在遵义会议上，选出了一位真正能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领袖。
毛主席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它就没有生命了。而他的坚持，也在之后的国家发展中得到了延续，马列主义在我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使得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陈元帅对于自己提出的这个缺点，在后来也谦虚地承认，他那时才二十七八岁，不懂什么东西，事实证明毛主席的这个“缺点”实际上是真理。
陈元帅说，毛主席有个人英雄主义，认为革命没有他的领导就要失败。前半句在当时看来就存在错误，毛主席不管在党组织中担任什么角色，一直都保持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在之后成为党的主要领袖后，也反对过分地颂扬个人。
而后半句，历史用事实证明，没有毛主席的领导，中国革命确实屡屡碰壁。在毛主席担任党的主要领袖前，还有不少人曾担任主要领导，但大浪淘沙，他们纷纷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只有毛主席应时而起，带领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正是因为有了毛主席这样的领袖，中国革命才弥补了理论准备不足的遗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创了理论创新的辉煌时刻。
邓公曾言：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陈元帅批评毛主席的第三个缺点是，爱教训人，爱发火，搞家长式管理。对于爱发火这一点，毛主席本人也是承认的，他表示自己早些年肝火大，确实是喜欢动不动发脾气，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心态上的变化，他开始转变情绪，喜欢倾听别人的意见，也愿意让别人给自己提意见。
至于毛主席爱教训人这一点，也是有原因的。在毛主席看来，有问题就必须明确指出来，这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制止错误的发生。如果看到问题不指出，不批评，那么有些人还是会一如往常，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做着错误的事，这样是对革命的不负责。
至于“喜欢搞一言堂，只有他说得对”这一点，我党虽然提倡民主，提倡人民发声，但民主起来也要有一条界限，不能没有限制。就例如红四军第七次会议，正是因为太过民主，众人各抒己见，吵得热火朝天，会议上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使得会议的中心逐渐偏移。
让主席原本正确的主张，但最后得到了众人的不理解，结果给红四军之后的行动中带来了不小的损失。有时候，真理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避免过分民主，也未尝没有道理。
最后，是陈元帅批评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在当时得不到理解，但现在已经成为我党的优良传统。要是对一个问题没有调查，对这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不知底里，然后就凭着主观对这个问题瞎分析，这对国家、人民和自己都是没有好处的。
主席从没有剥夺过任何人的发言权，他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让我党始终在社会实践中坚持走实事求是的道路。如果没有调查就瞎说，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要做好工作，就必须反对主观瞎说。
所以，陈元帅批评主席的四大缺点，在现在看来都不是缺点，而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更是中国革命能成功的真理。后来，陈元帅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为大局也为了中国革命，他三次用快马给毛主席送去信件，恳请毛主席回到新四军，并且还当面向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评。
两人最后和好如初，此后，陈元帅一生义无反顾地跟随着毛主席，毛主席也将陈元帅当做亲密的战友，两人的革命情谊持续了长达44年。
陈毅说毛主席有4大缺点，但历史已经证明，这4个都是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