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剧照）
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一度让清王朝摇摇欲坠。而这场运动能被平定，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居功至伟。曾国藩作为湘军统帅，自然是头号功臣，而弟弟曾国荃的军功也十分显赫，太平天国最重要的两座城池——安庆和天京都是他带兵打下来的。
然而，太平天国的覆灭，对曾国藩来说只是功业的一部分。此后八年，他领导洋务运动，开辟中国近代化之路，在武功之外又留下巨大政绩；而他的道德文章、为人处世，更是被无数后人倾心效法，甚至被奉为“一代完人”。
曾国藩
相比之下，曾国荃就逊色多了。太平天国使他从一个乡间秀才成为湘军名将，和兄长一样封爵开府，然而这既是他一生功业的起点，也是顶点。自那以后，他虽然也历任巡抚、总督，但拿得出手的政绩却寥寥无几，在官场上还屡受挫折，几起几落。终其一生，他都没能完成从“名将”到“名臣”的转变，他的历史形象和地位非但无法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比肩，即便和同期的彭玉麟、骆秉章、沈葆桢等人相比也似乎差了一截。以至今天的多数人对曾国荃的印象要么模糊，要么脸谱化，似乎他只是一个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一个“挥金如土，杀人如麻”的“武夫”。
作为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立有大功，又有强大的靠山和丰富的资源，还是一个“优贡”（秀才中的优等生），却以这样一种赳赳武夫的面目被历史定格，无疑令人困惑。而这种尴尬结局，除去时代、环境的因素，更多的是源自他的性格、情商、格局的种种缺陷。
曾国荃（1824—1890）
翻开《曾国藩家书》，我们会发现，在四个弟弟当中，曾国藩对曾国荃的提携和栽培最多，从用兵布阵到做人做官，无不悉心指点；从军需粮饷到任务分配，也往往偏袒倾斜。然而，曾国荃却是弟弟中最爱和曾国藩顶嘴的。尽管兄长百般关照，他还总是不满足，对于兄长的建议和批评，他虚心接受的不多，极力反驳的不少，每每让曾国藩头疼不已。
这首先要归因于曾国荃的性格。应该说，曾国荃是有过人之处的，那就是“霸得蛮，耐得烦，吃得苦”。他意志坚强，做事认真，不畏艰险，肯用蛮力，不愿取巧。但他的性格缺陷也同样突出：争强好胜，脾气火爆，心胸狭隘，听不得别人批评，又贪财好杀。
另一方面，曾国荃和哥哥的阅历也大不相同。曾国藩科名早著，在官场摸爬滚打十多年，对天下大势、朝廷、军队都非常了解；曾国荃则不过是一个湖南乡下土秀才，除了早年跟哥哥去过北京之外，直到太平天国爆发前，没出过远门，没办过大事。这导致他目光短浅，视野不开阔，思维长度不够，遇事考虑不周，只会使笨劲，用蛮力，图一时之利。
这样的性格与见识，如果再不听曾国藩的指教，不知反省，可想而知会有什么后果。
湘军（剧照）
在湘军中，曾国荃和许多将领的关系都很紧张，因为他仗着大帅胞弟的身份气焰嚣张，处处争功夺利。面对曾国藩的批评，他的说法是，当今之天下，乃“势利之天下，强凌弱之天下”，又说“在军办事日久，过于纯良，每为人所欺压，又行不动”，因此不肯收敛。
不光霸道，曾国荃带兵还有两大特点，一是能杀，二是能抢。
从安庆到天京，每攻下一城，曾国荃的湘军都要大开杀戒，同时还要把城中财物洗劫一空。史料记载，曾国荃每打一次大仗，都要请假回一次老家，干什么？买地，盖房子。他在湖南老家的豪宅“大夫第”经过连番扩建，规模宏大，富丽堂皇，有如王宫帝府。
正因如此，湘军的另一名将彭玉麟对曾国荃深恶痛绝，再三要求曾国藩把这个弟弟杀掉，弄得曾国藩十分苦恼。
可以说，曾国荃一出场，就没有表现出一个“名臣”应有的格局，而更像一个暴发户。
但真正让曾国荃的名臣之路蒙上阴影的，并非这些劣迹，而是战争后期的一次错误抉择。
1861年，在攻下安庆之后，湘军准备进攻天京。但就在这年十一月，太平军突然进攻上海，驻扎上海的绿营军无法抵御，当地士绅奔赴安庆向曾国藩求援。当时上海已开埠通商，繁华富庶，士绅们还承诺每月供给湘军十万两银子，这对经常为军饷发愁的曾国藩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因此，虽然此事打乱了曾国藩的战略计划，但他还是答应派兵救援。
一开始，他想把这个任务交给曾国荃。在他看来，曾国荃去上海可得三大好处。一是上海钱粮充足；二是长江下游当时已大半沦陷，打下上海后，可以顺势拿下苏杭等江南名城，立功机会更多；三是曾国荃当时已拥有布政使的实职，如能拿下上海，可望升为江苏巡抚，正式位列封疆大吏。
然而，当曾国藩把这个计划告诉曾国荃时，却被他一口回绝了。
当时曾国荃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天京所吸引。在他看来，天京是太平天国都城，拿下天京就立了“头功”，何况咸丰有言在先，谁拿下天京就封谁为王。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他说什么也不舍得让给别人。于是给曾国藩回信：
“淞沪财赋甲天下，筹饷易。然贼巢在金陵，急攻其巢，必以全力援救，而后苏杭可图。愿任其难者。”
曾国荃的这封回信，成就了中国近代史上另一个重要人物——李鸿章。
李鸿章
李鸿章此时已在曾国藩身边做幕僚多年，正愁没机会独立发展。在曾国荃拒绝去上海之后，李鸿章主动请缨，表示自己有能力完成任务。其实从资历上看，李鸿章担任主帅有点勉强，但既然曾国荃不积极，李鸿章又表现出如此强烈的进取心，曾国藩于是派李鸿章创立淮军，开赴上海。
事实证明，进军上海是一个难得的建立功名的好机会。李鸿章到上海之后，在经济上获得巨量财源，军事上通过口岸获得大量西方先进武器，政治上则经曾国藩保奏为江苏巡抚，地位一举超过了曾国荃。更重要的是，从此他与西方密切接触，迅速了解世界局势，眼界大开，为以后的洋务之路打下了基础。
晚年李鸿章
反观曾国荃，一句“愿任其难者”，真的差点把自己难死。他孤军深入，直抵南京雨花台下，和多于自己几倍的太平军连番血战，死伤惨重；军中又流行霍乱，严重减员，而哥哥负责的粮饷又无法及时供应，士兵整天喝粥；南京城太大，城墙又极其坚固，而曾国荃采取的还是老办法：绕城挖沟，先把城围起来，再挖地道攻城，还要应付太平军的不断反击…….就这样折腾了足足三年，才终于侥幸挖通地道，炸开城墙，把天京拿下。
而在此期间，长江两岸的城池陆续收复，只剩天京一座孤城。李鸿章在攻克上海后，又依靠西式武器，很快拿下苏州、常州等名城，战功同样赫赫。以至于朝廷等得不耐烦，一度想让李鸿章前往天京助攻。如果不是李鸿章为照顾曾氏兄弟的脸面故意拖延，曾国荃的“头功”可能就要拱手让人了。
即便如此，朝廷并没有兑现“封王”的许诺。曾国荃历尽艰辛，得到的封赏不过与李鸿章相等，而一生的事业基础，却已不可与后者相提并论了。
剿灭了太平天国，曾氏兄弟同日封爵，一时风光无两。然而曾国荃还没高兴几天，他在天京城中烧杀抢掠、误放幼天王的消息就传播开来，引得朝廷大怒。此时的曾国藩早就担心功高震主，赶紧一面裁撤湘军，一面让曾国荃开缺回籍（暂时离职），这才平息了朝廷的怒火。
时隔一年，曾国荃复出，被朝廷委任为湖北巡抚，首要任务是剿除捻军。湖北巡抚一职十分重要，当年曾国藩苦苦渴求，咸丰就是不给，后来胡林翼正是在这个职位上做出了一番事业。因此，曾国荃踌躇满志，一到湖北就抓紧时间整顿军队，准备再立新功。
不料没多久，曾国荃又干了一件蠢事，差点断送了自己的仕途，还连累了曾国藩和整个湘军集团。
清代政治有一大弊病，叫“督抚同城”，即总督和巡抚驻扎在同一个城市，且职责分割不清，很容易出现争权夺利现象。
湖北武昌就是典型的督抚同城，而与曾国荃同城的湖广总督官文，偏偏又是个惹不起的角色。
官文何许人也？满洲正白旗出身，早年在内务府当差，为人不学无术，又庸又贪。只是当时的满洲亲贵已无人可用，所以被朝廷引为心腹。湖北战略位置重要，把官文放在这里，就是为了牵制湘军系。
官文
当初，胡林翼出任湖北巡抚，因受不了官文的庸劣作风，准备上折子弹劾。后来他意识到，即使赶走了官文，朝廷还可能派一个更坏的旗人当总督，总不能再弹劾吧？这样一想，他决定对官文改弦易辙：曲意逢迎，大笔送钱，办成什么大事都让他跟着沾光，把官文感动得一塌糊涂，对胡林翼言听计从，“敬服之终身”，胡林翼从而在事实上独揽了湖北大权，得以大展身手。
曾国藩在处理与官文关系时也是小心翼翼。湘军凡有战功，曾国藩总要与官文分享，写给朝廷的捷报也要和官文联署。因此在太平天国平定后，官文虽没出什么力，也借曾国藩的光捞到了一个伯爵，可谓“躺赢”。
胡林翼
然而，曾国荃哪有胡林翼和曾国藩的头脑与手腕？
除了胡林翼，官文对湘军集团的人并无好感。何况曾国荃又是个炮筒子脾气，这就注定他要与官文展开争斗。其实早在曾国荃上任前，官文就派亲信给他传话，希望他不要到武昌来，而直接上前线带兵，也就是专管军事，不插手民政。于是曾国荃大怒，到武昌后十多天不接印，故意给官文难堪，后来官文怕事情闹大，主动服软，曾国荃这才接印视事。但梁子从此就结下了。
不久，官文建议朝廷给曾国荃一个“帮办军务”的虚衔，让他离开武昌，驻兵襄阳。其后，曾国荃率军转战鄂北，急需军饷，而官文时常借故拖延。两人的矛盾很快白热化。曾国荃决定：
弹劾官文，搬掉头上这座大山！
得此消息，曾国藩大吃一惊，赶紧写信劝阻：
第一，朝廷并非不知道官文庸劣，却一直让他身居高位，可见旗人中确实无才可用。搬倒官文，就得罪了朝中的旗人亲贵，伤了朝廷的面子。
第二，官文劣迹确实不少，上折弹劾可能成功，但此人在官场根基深厚，党羽众多，日后一定会遭他们报复。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便弹劾官文是曾国荃自作主张，外界也一定会以为是他们兄弟共谋。这样不仅曾国荃和官文成了死敌，还会把曾国藩牵连进去。
最后他给曾国荃三条建议：
一是忍，“苟公事不十分掣肘，何必下此辣手？”只要不至太影响公事，就应暂且忍耐。
二是等，再过几年，哥哥告老还乡，你剿捻大功告成，那时“再行轰轰烈烈做去”，效果更好。
三是遵祖父的遗训，“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常怀谦退之心，凡事不可做绝，要为自己留后路，方能善始善终。
曾国藩家书
可是，曾国荃的倔脾气又上来了，他忍不得，更等不得，终于写了一道三千多字的奏折，弹劾官文“滥支军饷”、“冒保私人”、“公行贿赂”等七款大罪。
莫名其妙的是，这封奏折不光弹劾官文，还顺带着把一个军机大臣也弹劾了，说他路过湖北时收了官文四千两银子。这样就把军机处也得罪了。
由于要借助曾国荃剿捻，而他的奏折又有理有据，朝廷果然迅速把官文革职。曾国荃出了恶气，非常得意，认为兄长实在是过虑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朝廷虽将官文革职，但是仍“留大学士衔回京”，不久竟转任更为显赫的直隶总督。这显然是一个不好的信号。而自从上了折子，朝中舆论也都是责备曾国荃、偏袒官文。
更倒霉的是，赶走官文并没有给曾国荃的剿捻带来转机，相反，他屡吃败仗，捻军竟从湖北一路窜进了河南。随着战事失利，朝廷接二连三地对他“严加申饬”，言语之间透着满满的厌恶，而官文那些旧部更是处处和他作对。曾国荃苦撑了近一年， 感到在湖北再也待不下去了，于是主动申请离职。同治六年十月，朝廷批准他开缺回籍，实际是罢了他的官。此时离他弹劾官文还不到一年。
曾国荃被罢官还是小事，关键是曾国藩和其他湘系人物都受到了牵连。朝中将曾国荃弹劾官文认定为兄弟二人乃至整个湘系的共谋，不仅开始冷落曾国藩，还把大批湘系高官以各种理由“开缺回籍”。湘系势力由此衰落。
曾国荃这才发现自己闯了大祸。多少年来，他并不觉得兄长比自己高明；直到这次蹉跌，曾国荃才似乎头一次明白了兄长的苦心和远见。
他被赶回湘乡老家，一待就是八年。在这八年里，和他一起镇压太平军时发迹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人，有的在新战场上再立新功，更多的则通过洋务运动、治理地方而取得非凡政绩，跻身“中兴名臣”之列。曾国荃呢，却只能在乡间游山玩水，买田置地……
“名臣”的光环，正与他渐行渐远。
然而曾国荃也并非毫无收获。落寞居乡之时，他开始反复思考自己一生的得失，越想越发现，在所有大事上，兄长的判断几乎都是对的，自己的判断几乎都是错的。兄长所说的话，听起来都是老生常谈，但几乎每次都能应验；而自己自作聪明，不听兄长之言，结果却是一再被打脸。闲来无事，他就把曾国藩寄回家的文稿翻出来读，越读就越佩服。他终于明白，自己和兄长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自己一生的功名，与其说是奋斗得来，不如说是拜兄长所赐。
于是曾国荃决定洗心革面，向兄长学习，就像兄长当年一样，也来一次“中年变法”。
这一时期，他和远在南京的曾国藩通信频繁，不断向兄长汇报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并诚恳地请求兄长指教。兄弟感情前所未有的融洽，曾国荃也受益匪浅。
然而好景不长。1872年，曾国藩在南京突然发病去世。曾国荃十分悲痛，他在祭文中写道：
“何兄友于，而弟不悌?......辜负教训，四十九年。”
这显然是对自己当年不断顶撞兄长的深深忏悔。
同治十三年（1874年），闲居了八年的曾国荃终于被朝廷重新起用，先任河道总督，不久改任山西巡抚。
晚年曾国荃
人们发现，曾国荃真的变了。他不再是那个蛮横霸道、争强好胜、锋芒毕露的曾老九，而是变得成熟老到，注意圆融谦退，待人接物一团和气，举手投足间都颇有乃兄的风范。甚至他给晚辈写信，口气也越来越像曾国藩。
然而，曾国荃与兄长的修养功夫毕竟相差太远。所以他学曾国藩，只能说学到了皮毛，却学不到精髓；得其形，却不得其神。曾国藩当年的变化，是从至刚至强变为刚柔相济、外圆内方，表面灵活圆融，而内心的信念却更加坚韧，如同钢刀经过打磨，不是变钝，而是更加锋利。而曾国荃却是从鲁莽操切变得棱角尽失、圆滑世故，从一个“吃得苦、霸得蛮”的热血战将，变成一个不思进取、没有原则的老官僚。
正因为这种变化，曾国荃复出后的政绩乏善可陈，最大的亮点还是在山西赈灾。晚年总督两江，内忧外患之际，他竟奉行“黄老之术”，公然标榜“无为而治”，以致坊间批评他“软滑不治事，诚无足称。”
他放弃了成为“名臣”的最后机会。
不过，他这种作风显然与晚清那种混沌的官场风气相当合拍，因此竟赢得了朝廷上下一致赞誉。他和那些碌碌无为的官僚打成一片，似乎已忘了自己是曾文正的弟弟。
1890年，曾国荃在两江总督任上去世。朝廷专门下旨，给予他很高评价，说他“莅事公忠，韬略闳深”，赠太傅，谥“忠襄”，入祀北京昭忠祠、聚良祠，并在湖南、江苏建专祠纪念，让他享受和兄长曾国藩一样的哀荣。
只是，他得到了“名臣”的哀荣，却终究没能以一个“名臣”的形象走进历史。当曾国藩被今天的人们津津乐道之时，他却在兄长的巨大阴影下，被人冷落，乃至遗忘。
若曾国荃地下有知，又会作何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