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6日，周恩来在北京六国饭店设宴，邀请30位辛亥革命时期的前辈，讨论新中国国名简称问题。
宴会上，黄炎培主张保留“中华民国”简称，司徒美堂却愤然起身大声说道：我不同意！
如今，在我国一些公开场合中，总能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国名全称。
然而，很多人却不知道，这一国名的背后，还经历过几番“唇枪舌战”！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第一届政协会议）
国家名称的最初确定在近现代国际社会，国际法对于国家成立的基本要素，有4个明确的规定。
一是要有固定的领土，二是要有定居的居民，三是要有健全的政府组织，四是要有完整的主权。
1949年以后，解放战争进入尾声，中国共产党胜利的曙光早已显现，新中国成立的各方面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眼看建国时机已经成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正开始紧急筹备建国之事。
受抗日战争和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影响，国内经济社会百废待兴，要做的工作太多！
同年6月，毛主席在中南海隆重召开了新政协筹备第一次会议。
会上，毛主席在开幕词中高呼了三个口号，其中有一个口号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解放战争）
可能有些朋友会纳闷儿，为何当时毛主席开幕词所说的国名与现在的国名，多了2个字呢？
其实，我国最初暂定的国名，就是这个“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还有起草委员会专门研究了这个国家名称的问题。
同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针对新中国成立相关事宜，一共设立了6个小组，分别拟定不同方面的文件。
其中第四组负责拟定当时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这个小组中，由董必武担任组长，黄炎培担任副组长。
筹备初期，各个工作小组在起草有关文件时都用“中华人民民
主共和国”的名称，修改国名问题并没有成为讨论的重点。
大家似乎对这个主席已经称呼过的名称，没有什么异议。
不过，在会议进行到最后一天时，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正在参与讨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他总觉得这一长长的名称，让他感到很别扭。
于是，张奚若提出了意见，希望能够删除2个字，简单好记一点。
之后也陆续有人提出咱们的国名好像是太长了，大家便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张奚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有几位老先生认为我们的国名太长了，读写起来非常不方便。
“有的先生建议去掉其中的‘民主’两个字，我也认为直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挺好！”
张奚若继续说道：“其实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人民和民主两字，意思有些重复了，去掉之后会更清晰。”
因为张奚若坚持认为，有了人民，就代表了民主，而人民泛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我们国家毫无疑问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已经很完美地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需要再单独赘述一遍民主。
当然除了张奚若提出的异议，筹备会常委会其他成员和各小组组长也纷纷提出了不同见解。
后来又有人陆续提出，“民主”和“共和”在表意上也有相近相通的地方，没有并列存在的必要。
经过多次讨论和反复修改，新政协筹备会最终决定，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为什么要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毕竟是伟大祖国的名称，自然是不能随意修改，那么，新政协筹备会为何最后决定要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呢？
为了解答各界疑问，周恩来总理在9月7日这天作工作报告时，做了明确的解释。
首先，关于为什么去掉“民主”二字，是因为“民主”和“共和”有着共同的意义。
作为国家名称，确实不宜语义重复，不宜太过冗长，并且“共和”一词，更合适。
（周恩来）
其次，关于为什么要保留“共和”二字，周恩来总理也谈到，自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国名确实是“中华民国”。
这个国名有共和的意思，但并不完全。
并且这个国名解释起来还有双关意思，容易引起歧义，令人费解，而新中国的成立，应该把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区分开来。
为了使我们的国家名称更合乎国家的本质，符合政治学常识，国名应当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后，关于这一国名的内涵周恩来总理做了这样的解释：
我们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属于四个民主阶级，不属于反动的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
当然，少数民族也应该包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之内，应该承认他们的自治权。
因此，张奚若提出的这一国家名称最终得到了各位中央领导的认可，被采纳为国家法定名称。
经过上次的讨论，所有人都以为关于国名的讨论，就此告一段落，
再无其他争议。
不过在政协会议即使闭幕时，又一份有关国名的重要提案，出现
在了会议上！
原来，是郭沫若、马叙伦等著名的民主人士，主张取消共同纲领和组织法文件中，将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为“中华民国”。
他们强烈建议，在这些官方文件和会议中，统一称新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要这一个规范名称即可，不需要什么简称。
他们的理由很充分，因为中华民国是自辛亥革命以来使用的。
我国既然是建立新中国，新政权，就应该与民国区分开来，不要连组织内部都混淆不清。
（郭沫若）
况且“中华民国”这一名国名，早已被蒋介石搞臭了，人民对于这个名称并没有什么好感，甚至有些人对它有惧怕和抵触情绪。
既然是国家名称，就应该清清楚楚，怎能如此模糊，让人民自己去辨别、揣测其中的涵义和关系？
针对这一系列观点，当然是有反对者的，反对者认为，“中华民国”一称，有其历史渊源，更是凝聚着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先辈的鲜血。
如果贸然取消，一方面人民会不适应，另一方面会伤害到旧民主主义革命人士的情感。
确实，如果追本溯源，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中华民国” 这一名称，最早是由革命伟人孙中山先生提出的。
1903年8月，孙中山先生远在东京，他建立了青山军事学校
后来进一步将革命团体兴中会的誓词，优化为 “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
（孙中山）
这个新纲领言简意赅，当时就已经包含了后来的“中华”和“民国”的含义。
次年，孙中山先生决定将当时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国号定为 “中华民国”。
孙中山先生在1911年，从海外回到中国，被选举成为临时大总统，次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并将国号正式确定为“中华民国”。
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华民国” 曾和我们现在熟知的国名一样，是万千革命人士的信仰依托，是革命同志共同奋斗的目标和宗旨，照亮着当时的革命之路。
因此，这一名称，在当时和近现代革命人士心中，都非常重要。
在大家纷纷争辩之际，周恩来总理意识到这不单单是一个国名简称的问题。
它牵扯到一些历史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伤害到人民和党内外人士的情感。
（周恩来）
同年9月26日，周恩来总理专门召集了委员中，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元老参加会议。
其中有黄炎培、吴玉章、 林伯渠、郭沫若、司徒美堂等著名人士。
会上，周恩来总理简单强调了一下会议议题：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名，是否保留“中华民国”这一简称，并鼓励大家积极讨论。
四、黄炎培与司徒美堂的“口舌激战”最初开始讨论时，大家还只是各抒己见，气氛温和，到中场的时候，直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黄炎培和司徒美堂的“口舌激战”。
黄炎培是最先发言的，这位老先生曾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
黄炎培认为：留下“中华民国”这一简称是非常有必要的。理由如下：
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名称，老百姓们都已经习惯了，已经用了几十年，如果突然改掉，老百姓可能会不习惯。
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名称，也不是说一下子就必须定死了，再无转圜余地了。
政协会议三年召开一次，如果在后期使用过程中，发现这个简称确实不合适，可以到时候再取消掉。
随后其他两位老人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支持黄炎培观点的，也有反对的。
......
几番讨论过后，仍然是没有定论，还是会前两个观点，支持和反对者势均力敌。
这时候，另一位元老愤然起身，随后大声说道：
“我不同意保留！我参加过辛亥革命，我非常尊敬孙中山先生，但是我本人对于‘中华民国’这个名称，却绝无好感可言。”
“理由很简单，这个‘中华民国’，与民无涉，并且在过去的22年里，更是让蒋介石弄得名声恶臭，天怒人怨，令人无比痛心！”
司徒美堂慷慨激昂地说道，在座的人仿佛看到了他当年那个为了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样子。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与过去的辛亥革命是不是不同？”
“既然是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名就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应该丢掉被搞得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烂招牌！”
“此外，我认为定国号，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事，应该严肃对待，既然改就要一次改好......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果继续叫中国民国，何以让人民信服？”
“同志们，过去我们轰轰烈烈的革命都胜利了，为何现在我们还要偷偷摸摸似的，连一个国号也不敢改？”
（司徒美堂）
“我坚决反对中华民国简称，我认为就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这一席掷地有声的话语，顿时赢得了全场所有人的热烈掌声，大家纷纷表示同意这一观点。
其实，除了赞同司徒美堂的观点，相信在场也有人被这位83岁高龄老人不卑不亢、铁骨铮铮的品格所折服。
因为这位“洪门元老”，一生热爱爱国，来参加这次会议之前，其实是冒着巨大的危险的。
他不顾国民党的阻挠，排除万难，衷心拥护着我党的领导，这份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之后，其他老先生，也各自发表看法，认为“中华民国”这个简称，跟蒋介石统治时期牵扯不清，不伦不类，在新中国继续使用，确实不合适！
至于老百姓的使用习惯问题也好解决，如果有人习惯私下使用中华民国，也无须刻意制止。
人民民主嘛，就是要给予人民一定的自由空间！
后来大家一致认为只要中央的官方文件和官方场合，始终坚决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名。
人民群众也会慢慢适应新的名称，最终习惯使用新的名称。
这些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必急于一时，一切交给时间就好了。
五、尘埃落定，删去简称这次会议后，周恩来总理将各位元老的意见，上报给了主席团常
委。
最后，经过主席团常委的最终决策，决定采纳删去“中华民国”
简称的建议。
在此后的会议和文件中，就只出现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唯一国名。
（毛泽东）
可能会有人好奇，当时为什么是周恩来总理带着各位元老讨论确定国家名称呢？毛主席对于这一重要问题，是什么态度呢？
其实，毛主席对于新中国国名的认识，是对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逐渐清晰明确的。
在这众多讨论的名称中，毛主席也是更倾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它是最恰当的一个。
在之后的讲话和论著中，毛主席更是以身作则，坚持准确使用这一国名。
也许在我们如今看来，这只是个国家名称问题，其实，这个名称问题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的定性和探索。
在过去不同时期，我党曾在不同革命时期，对于新中国提出过很多不同的名称，站在当时的历史视角下，每一个名称都合乎当时的实际。
（毛主席）
只不过，随着我党对于“新中国”的认识，在实践探索中打磨的更加成熟和深化，对于国名的确定也就更加合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家名称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是革命道路在某一个方面的缩影。
当然，不管在任何时代我们都应一致认可“中华民国”这一称号，曾经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的革命人士的功绩也很重要。
只不过随着国家发展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名更加鲜明地表达了新政权的划时代意义。
它准确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体，深刻揭示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本质，这个国名更加恰当！
现在看来，这两次争论的圆满解决，一方面得益于我党追求民主、以老为尊，把这一重要问题，交给党内外人士民主讨论。
另一方面得益于周恩来总理的细致敏锐、积极协调。
（周恩来）
在这两次争论之后，我党不仅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完美、庄严的国号名，还平衡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人士的情感，可谓是取得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结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我国的法定国名，不管是在过去还是未
来，都凝结着革命烈士和建国后各位党内外人士的热血和激情。
这不仅仅是我们国家对内对外的称呼，更是每一位国民的崇高信仰！
老一辈的革命者和建设者，在这一国名背后的付出无需赘言，作为新时代的公民，规范使用国名，维护国名权威，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