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中南海邓小平的办公室内，工作人员正在向他汇报工作，他们谈论的，正是这一次《明报》创办人查良镛访问大陆的事情。
说起查良镛可能大家不熟悉，但是他的笔名“金庸”，在全球华人中却几乎无人不知。
他这次来大陆，提出想见一见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也很快答应了他的请求，并让工作人员尽快安排会面时间。
但是保卫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例行审查时，却发现了两处不妥的地方，这次来向邓小平同志汇报的，就是这个事情。
听了保卫人员的汇报，邓小平同志略加思索，告诉他们：
“不用计较，我愿意见一见査先生。”
“我钦佩他的风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一些海内外知名华人也纷纷收到政府的访问邀请。
作为《明报》的创始人，金庸先生自然也在邀请之列，收到邀请后，他本人十分愿意回大陆访问，只是向邀请方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见一见邓小平同志。
金庸曾经对记者说，去北京他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同志，他一直钦佩邓小平同志的风骨和刚强不屈的性格。
在金庸的心里，邓小平和他笔下的郭靖一样，是一个“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
金庸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他笔下的武侠世界，但是这并不是金庸的全部，除了武侠小说，《明报》也是他的心血。
1959年，金庸在香港创办了《明报》，上世纪60、70年代，《明报》凭借着一系列的社会时事评论，也让金庸隐隐成为香港文化界的“帮主”。
在金庸的社评里，他丝毫不掩饰对邓小平同志的维护和赞扬。
在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农村时，金庸便跳出来为他打抱不平，同时他也不忘赞扬周恩来同志和彭德怀同志，还为此被林彪等一干人评为香港的“反动文人”。
对于这个评语，金庸丝毫没有放在心上，1975年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时，他便在自己的文章里支持邓小平，说邓小平“有魄力、有远见”。
1975年春，邓小平再次被打压时，政治前途一片灰暗的时候，他又大胆预测：邓小平一定会东山再起。
事实也证明了他的预测，而他也因为准确的语言，被香港人誉为“山至绝顶金为峰”。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金庸说道：邓小平的决断力很高，讲话斩钉截铁，并且是一个不顾自身荣辱安危，坚持正确的方向的人。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才能让金庸如此佩服邓小平，并数十年如一日地支持他、看好他。
所以当收到大陆发来的访问邀请时，金庸毫不犹豫就应了下来，并且希望能拜见邓小平：
“几十年了，我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
“我也愿意见一见査先生！”金庸对邓小平推崇备至，邓小平同志也同样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
70年代，邓小平同志从江西返回时，就曾经托人给自己带了一套金庸武侠全集，每天总要翻上几页才肯睡觉。
当金庸的拜见申请递交到邓小平同志面前时，他不假思索地就同意了。
当然，邓小平同志并不是仅仅因为自己是金庸的“书迷”，就同意与他见面，答应见金庸，邓小平同志更多地是考虑到金庸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立场。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把工作重心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央也需要把改革开放的新思想、新道路传递到海内外。
华人中有一句话，叫做“有井水处有金庸”，因为明报中金庸的社论影响，使他在海内外华人中，有较大的号召力。
而且在对待台湾问题上，金庸也是坚定地“一个中国”的支持者。
金庸在应邀访问大陆之前，曾经有过一次台湾之行，当时蒋介石病重，蒋经国作为台湾一方的代表，会见了金庸。
离开台湾之前，金庸还去了金门，看到那里地上残留的炮坑、壕沟，他不禁心生感慨，说“兄弟阋（音“戏”）于墙，相煎何太急？”
看着对面的祖国大陆，金庸感叹他毕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
正是因为金庸的这种爱国情怀，和希望两岸和平统一的愿望，让邓小平同志认为他是沟通两岸的极好的传话人。
因此，当金庸提出想拜见邓小平的报告送上去后，邓小平也在报告上批示：我也愿意见一见査先生。
会见金庸有两方面不妥然而当保卫部门工作人员按照程序对金庸进行审查时，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这个时候会见金庸，或许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保卫部门工作人员的顾虑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就是金庸的个人问题，因为陪同金庸回大陆访问的，是他的第三任妻子林乐怡。
金庸的第一任妻子叫杜冶芳，金庸去香港之前两人就结婚了，但是到了香港之后，因为金庸每天都忙于工作，两人不久之后就因感情变淡而离婚。
离婚之后的金庸疯狂追求女明星夏梦，失败后又和记者朱枚结婚。
《明报》创立之初，离不开朱枚的帮助，但是事业稳定之后，两人的矛盾却越来越深，在这个时候，金庸又遇到了林乐怡。
在林乐怡这里金庸得到了被关怀的感觉，于是他便与朱枚离婚，转而迎娶林乐怡。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这种婚内“出轨”的行为显然会引起人们的非议，保卫部门工作人员也是因为顾虑这个，才向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二个顾虑就是金庸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问题了。
金庸在他创办的《明报》中，除了支持邓小平同志之外，还发表过一些过激的言论，这些言论在当时也引起了读者热烈的讨论，在整个华人圈子也产生了一些不好影响。
而且金庸之前访问台湾时，被蒋氏父子奉为“座上宾”，他和蒋经国会谈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大陆这边一时拿不定金庸的立场。
如果邓小平同志与金庸会面之后，金庸回到香港再发表一些对大陆不友好的言论，故意曲解党的政策，势必会造成不良影响。
所以在了解到这两点之后，保卫人员顾虑重重，将事情如实汇报给邓小平同志，请邓小平同志考虑是否还要和金庸会面。
听到保卫人员的汇报后，邓小平同志略加思索，就告诉他们：不用计较这些。
邓小平同志认为，金庸去台湾访问，与蒋经国会面，这是他的个人自由，至于他回到香港是不是会发表不当言论，也不需要有过多的顾虑。
邓小平说，金庸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要自己行得正、坐得端，就不用怕别人说什么。
至于金庸的个人感情问题，那是金庸的私事，就更不用过多考虑了。
在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下，与金庸的会面时间也很快确定下来，时间就定在金庸回大陆的第三天，即1981年7月18日。
“访问回来，我对整个中国乐观！”7月18日，夏日的北京热浪滚滚，为了和邓小平同志的会面，金庸特意一大早起床，穿戴好一身笔挺的西装，带着妻子和儿女直奔天安门而去。
因为金庸的车迟到了十分钟，等他们到达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身穿短袖，已经等在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的门口。
看见金庸一行人到来，邓小平同志主动上前，握住金庸的手热情欢迎他：欢迎査先生回来看看。
邓小平同志告诉金庸，他的小说自己都读过了，他们也算是老朋友了。
邓小平同志还用金庸书里的人物比喻说，他这已经是第三次“重出江湖”了，书里的主角大多经历磨难才能成大事，这也是人生规律。
终于见到这个让他佩服的领导人，金庸也非常激动，他微微躬身表示礼貌，也表达了自己对邓小平同志的仰慕之情。
金庸又一一向邓小平同志介绍了自己的家人，邓小平同志表示欢迎，随后和他们一家人在那幅巨型迎客松下合影留念。
进入福建厅之后，邓小平同志看见金庸穿着厚厚的西装，便让他不要拘礼，把外套脱了说话。
为了缓解金庸的紧张，邓小平同志还给金庸递了一根熊猫牌香烟，临走时又送了他一包。
会谈中，邓小平同志就金庸关心的几个国内外重大问题发表了见解，他们还谈到了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向金庸介绍了这个通过这个决议的目的。
邓小平同志还向金庸介绍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并让金庸告诉他在香港的朋友不要担心，他们的生活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会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金庸起身告辞时，邓小平同志也站起来送他离开，两人边走边谈，出了福建厅大门，还站着聊了一会。
金庸是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接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当晚中央电视台便播报了这个新闻，许多新闻媒体也纷纷转载。
港澳台的新闻机构更是把这件事情当做头条新闻报道，这次会见，也成了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
金庸回到香港后，在《明报》月刊的9月号上发表了这次和邓小平同志的谈话记录，他还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的文章专门记录这次会面。
这两篇文章一经发表，《明报》月刊当即售罄，后来又接连加印了三次，人民都迫切地希望从这里了解到大陆的实际情况。
通过这次会面中与邓小平同志的交谈，金庸的心里对大陆、台湾、香港乃至整个中国的未来都非常乐观。
而通过这次会谈，邓小平同志也将我党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传播给台湾和香港，为以后香港顺利回归创造了有利条件。
1982年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到中国，和邓小平同志商谈香港回归问题，她回程经过香港时，曾约见金庸，想在香港回归的事情上得到金庸的支持，却被金庸一口回绝。
1985年7月，金庸再次来到北京，出席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会议，之后他又利用《明报》这一舆论工具，向香港民众宣传“一国两制”的方针，为香港顺利回归做了不懈的努力。
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那次会谈中，邓小平同志做下的铺垫，也正是因为对我党政策的自信，才让邓小平同志排除保卫人员的疑虑，拍板定下了那次会谈。
结语作为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作家，金庸笔下的江湖人物，几乎都具有浓浓的家国情怀，从“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大侠郭靖，到为了消弭战争，奏出一曲塞外悲歌的萧峰，他的江湖世界虽然是成年人的童话世界，却也折射这金庸对现实世界的认识。
正是因为在读书的过程中，洞悉了金庸的家国情怀，邓小平同志才会把他选为第一位通过官方途径、正式接见的香港同胞。
1997年的香港回归，邓小平同志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是受他所托的金庸却亲眼目睹了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在香港升起的过程，相信这个，也可以略略告慰那位金庸心中的“侠之大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