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推上道德“十字架”的欧洲性产业

食色性也，是人类亘古不变的两大基本欲望，正如李安导演的《饮食男女》中经典台词所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不想也难。有欲望就有需求，有需求就有供给。于是，用来满足性需求的色情产业便如跗骨之俎，千百年来都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虽然不同国家对待性产业的态度不尽相同，但大部分都是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不支持卖淫合法化。这不仅是遵循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也有利于维护社会治安、确保社会秩序。

然而，在发展程度最高、发达国家最集中的欧洲，却有相当一部分国家支持卖淫合法化，并且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问题，使得欧洲性产业被“道德绑架”、进退维谷。

对古希腊神话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大约有一半的古希腊女神都跟众神之王宙斯发生过性关系，有大约一半的古希腊男神都是宙斯跟人类女子的私生子。

古希腊神话在构建欧洲文化启蒙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然而这些神话却充斥着混乱的性关系，可想而知，在这样高度性开放的文化熏陶下，欧洲人对于性的接受度之高绝对是超乎想象的。

也因此，欧洲成为对卖淫管制最为宽松的地方，很多的欧洲国家支持性产业合法化，甚至还将其打造成了与国家旅游娱乐产业绑定的“金字招牌”。

最出名的荷兰红灯区，堪称与风车和郁金香并列的三大国家象征；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瑞士，平均每1000个人中就有17个妓女，还能享有高福利和合法公民的待遇；以严谨、古板著称的德国，性产业日消费规模达到100多万人，行业年创收超过150亿欧元。

看上去，性产业的合法化虽然有些上不得台面，但既能促进旅游娱乐产业发展、带来创收，还能满足消费者最简单直接的欲望，针对合法化制定的一些管制措施也让嫖客和性工作者的健康和权益得到保障，似乎是件好事。

然而，高楼背后有阴影，霓虹灯下有血泪，只看表面现象是难以发现背后问题的，合法化的欧洲性产业，已经开出了恶魔之花，其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远大于那区区几百亿的收益，成为影响欧洲社会发展的“牛皮癣”——看上去不痛不痒，但稍有不慎就会散布全身。

首先，是暴力犯罪问题。及时有针对性工作者的权益保障措施，落实不到位、以及自身地位处在道德洼地的境遇，使得大部分性工作者都有过被谩骂、羞辱甚至被施暴的经历。而在依靠更低价格抢占市场的不规范性产业中，暴力犯罪不仅威胁人身安全，还会进一步加剧性工作的弱势地位，进而形成剥削。

其次，是人口贩卖问题。在欧洲从事性服务的大部分女性都是有着“移民梦”的外地人，她们大都是一些心智未全的未成年少女或文化水平不高的家庭主妇，这些人简直就是人贩子口中的肥肉。于是，人口贩卖甚至人体器官交易，都成了在性产业合法化庇护下的黑色产业链。

第三，是贩毒交易问题。不难想象，很多的性工作者和嫖客也都是“瘾君子”，性交易的场所也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理想的吸毒空间。这就使得妓院老板与贩毒沆瀣一气，将性产业链发展为毒品买卖链，这么一来，五毒俱全，相当于给社会治安安装了一颗巨型的“定时炸弹”。

最后，是军火交易问题。由于中东地区战火连绵，越来越多极端主义穆斯林难民涌入欧洲，成为很多欧洲国家的恐怖主义的“点火器”。

游走在法律边缘灰色地带的性产业，无疑是军火贩子最好的黑市目的地，又满足性欲又能拿到军火，恐怖分子接下来开展恐袭可谓如鱼得水、得心应手。这么一来，欧洲各国的国家安全都成问题，还谈什么性产业合法化。

看到欧洲性产业合法化带来的诸多问题，我们不禁疑问，既然已经开出了恶魔之花，那为什么不赶快关掉潘多拉的魔盒，取缔性产业呢？答案很简单，性产业已经站在了道德高地反过来批判政府了，自由平等的“枷锁”终于也拴到了身为“人权教师爷”的欧洲国家自己身上。

在荷兰，性产业源远流长，存在的历史甚至早于国家独立，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早已经与国家的经济体系牢牢绑定。而对于性工作者平权与平等，荷兰政府却是说一套做一套。

2020年疫情爆发后，荷兰绝大多数行业在6月1日就安排了复工复产，而性工作者却被要求直到9月份才能恢复工作。由此，引发了性工作者和自认为尊重人权的荷兰公民的强烈不满。

民众不顾性工作需要人与人密切接触的特殊性，指责荷兰政府是在赤裸裸的歧视性从业人士，有悖于自由平等的价值观。最终，被道德绑架的当局也只能妥协，为性产业提供相应的保护措施。

如果说荷兰是被国内民众“道德绑架”，那么瑞典就是在整个欧盟“犯了众怒”。上世纪末，出于本国治安和社会健康发展考虑，瑞典发起了大规模色情打击运动，数量众多的性工作者遭到罚款或者逮捕。

没想到，欧盟紧接着就对瑞典进行了批评，挪威司法部甚至公然指责瑞典侵犯人权。被推上道德“十字架”的瑞典眼见自己就要成为众矢之的，被逼无奈只能放开对色情行业的管制。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到，性产业的合法化问题已经变了味，变成了与人权绑定的价值取向问题。

这一方面是因为欧中民众对性开放的接受度普遍较高，进行有偿性交易反而是一种对自由、民主和平等的体现，这就为性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基础。

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上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盛行，谋求男女平等女权运动在嬉皮士文化的影响下，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挑战传统性观念和性道德的社会思想运动，追求解除婚姻束缚，解除性禁锢，推动社会道德风气大变革，也催生了性产业的合法化。

而到了21世纪，性产业合法化的问题又加入了另一个敏感的道德批判，那就是难民问题。中东地区连年的战火产生了无数难民，欧洲成了他们避难的最理想目的地。这些怀揣“移民梦”的外乡人，生存技能欠缺，又无法得到合法保护，许多年轻女孩被迫投身性产业。

在此情形下，欧洲国家如果坚持取缔性产业，还会被扣上“不接纳难民”的帽子，这对欧洲国家宣扬的人权无疑是一种亵渎，于是就又被“道德绑架”套牢。

几年前，东莞的色情产业甚嚣尘上，甚至有人要为其“正名”，争取在我国推行性产业合法化。毫无疑问，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当下中国，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是不可取的，但我们要能够弄清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既不像封建社会那样“谈性色变”，也要避免像欧洲国家那样被“道德绑架”。

对“性自由”的追求确实是自古有之，从这个角度来看，“性自由”违反道德，也不应该违法。但我们需要厘清的概念是，“性自由”与“性产业”绝不是一回事。

“性自由”是男女双方出于自愿，在一定感情基础上发生的性关系，不存在金钱交易，也没有形成产业链。就像婚前同居，法律上不提倡，但道德上不禁止，只要不违反公序良俗就没有问题，这才是对人权真正的尊重。

而“性产业”则不然，正因为性产业下所发生的性交易是纯粹基于金钱的肉体关系，正因为没有感情基础、甚至都未必是双方自愿（毕竟大多数性工作者都是生活所迫），才会滋生一系列的暴力、治安、贩毒问题。

可见，性产业的合法化只是打着人权幌子的剥削，一旦让其站上道德的制高点，民主之光就会变成民主之乱。越能体现人类尊严的欲望是越高级的欲望，而性的欲望恰恰是最低级的欲望。没有人能完全脱离性的欲望，但它不应该成为支配我们行动的主流。

我们不能指望全天下的男人都关注自己的下半身，也不可能为全天下的失足妇女都安排体面的工作。但也绝不能助纣为虐，放任性产业发展壮大，更不能被道德价值所裹挟，轻易对性产业的合法化开绿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意义地做到尊重民主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