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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1956年的前几个月，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是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时我们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只能以俄为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正是在看到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暴露了许多缺点和错误提出的，毛希望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探索所上能够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少走一些弯路。报告中的十大关系中，前五大关系主要讲经济问题，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来调动各种积极性;后五大关系主要讲政治等问题，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各方面调动各种积极因素。50多年的实践表明，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基本思想和主张，是极具准确和生命力的，准确的把握了时代的脉搏，禁得起时代的考验。
在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的问题上，毛泽东还是坚持阶级分析法，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认为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然是消极的因素但仍然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也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总之要调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
一、关于经济发展思想
1. 协调好农轻重三大关系
十大关系前5点谈了经济问题，包含了丰富的经济思想，首要就讲了经济建设要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以优化产业结构。这一点显然是针对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提出的，希望我国在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中能够吸取苏联的教训。斯大林模式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不可否认这一指导思想在苏联打退西方资产阶级的进攻发挥了重要作用，使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但斯大林统治后期，这一思想也日益凸显弊端，苏联的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人民生活水平日益降低，后来苏联解体也和这一模式有重要关系。只有保持农轻重比例协调发展，才能保持物价和币值稳定，才能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经济发展的基础才能更加稳定。笔者认为，这一思想在今天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仍要坚持，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协调好三大产业的关系仍具有举足轻重的指导意义。在我国，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是重点，农业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提前和基础，因此，必须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这一点已得到了党的当今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党中央已经连续十几年在“一号文件”中关注“三农”问题。加大了农村税费改革力度，在胡锦涛执政时期取消了农业税。特别是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些利农惠农政策的出台都能使我国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也使新型工业化路子得以顺畅进行。
2. 统筹区域发展
毛泽东第二点提出了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由于历史交通的原因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很大。在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毛泽东分析了我国工业不合理的状况，他指出：“我国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状况。中国的近代化就是从沿海先开始的，由于沿海地区先遭受到西方列强的入侵，列强为了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就在沿海地区首先兴办企业，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客观的差距确实存在，我们要在承认差距的基础上统筹区域发展。中央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就是很好的统筹了地区的发展。十七大报告又再次强调，“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重大项目要充分考虑支持中西部发展，鼓励东部地区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的确，革命老区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地处内地，再加上革命就在那里爆发，遭受了严重的创伤，因此很多革命老区经济在现在发展的并不好，我们不能在革命的时候就提起了革命老区，而在和平年代的经济建设中就忘记革命老区。笔者认为中央的这一系列措施都是对毛泽东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的思想的贯彻。
3.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并重
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中，毛泽东首先认为国防建设就很重要，但国防建设不可偏废，要想造出原子弹就必须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搞上去了国防建设才能跟上。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一个条件。这个战略在现在也还在不断地贯彻，现在我们在保持战斗力的前提下不断地进行裁军，军费的开支在不断缩减。我们国防建设既要有科学的投入，同时经济建设也不能偏废。军事专家张召中有一本书《打赢信息化战争》，现代的战争是信息化战争，那我们的军队就必须提高部队的素质，要用高科技武装我们的军队，要提高武器的科技含量，科研。这都需要一定的财政支出，但经济建设这个主线不能丢，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聚精会神搞发展，一心一意谋发展。
4.坚持公平与正义，协调好国家，企业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公平与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体系之一，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一个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也要处理好关系。毛泽东说：“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地调整。”当前，我国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样到制度既承认了差别，也兼顾了公平。但是，也应该看到现在的收入的分配机制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一个很明显的表现是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据官方统计的数据，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这说明社会的贫富悬殊程度已经相当大了。收入不均表现在行业，地区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比如行业差距，一个企业尤其是垄断行业的国企高管拿着几半万的高薪，而普通员工每月只有几千元的收入。因此收入分配改革势在必行，现在在方面的改革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例如央企的高管已经开始降薪，降到原来的半分之三十。现在我们虽然已经达到了总体小康的水平，但这种小康还是很不平衡的小康，不全面的小康。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因此，国家一定要统筹好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国家要坚持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等，这些措施都是对《论十大关系》第四点的贯彻。收入分配就好比一块蛋糕的分配，国家既要把做蛋糕，就是要大力发展好生产力，还要把蛋糕分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效率与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 5.统筹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国古代经历了漫长的中央集权制，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现代民主社会，但地方的能动性大部分还是遭到不同程度的压抑，《论十大关系》中，对于中央与地方适度分权，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当时提出要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主要是针对当时苏联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提出来的。毛认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现在也强调不能统的国死，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这个基础上，也要处理好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的关系。这也涉及到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现在我们要尤其要深化国企改革，要加快股份制改革的步伐，要政企分开，简政放权。国企还要加快薪酬制度改革，逐步打破收入的不均。现在，国家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建设。逐步把银行，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也对民间资本开放。这凸显了社会在进步，经济发展的思路在进一步搞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历来是一对矛盾，但我们坚信一定能处理好这一对矛盾，只要处理好这对矛盾，理顺这对矛盾，经济发展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民营经济生存难这一直是一个问题，这里面有机制的问题，也有发展思路的问题，现在这个难题也在逐步破解，国家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时候也坚持毫不动摇的坚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就是一个重要的兆头，世界企业500强里也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身影。在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上，名营企业的经济实力是越来越雄厚。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也越来越好，政府鼓励自主创业，大学生自主创业可以比原来获得更多的资金贷款。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国家重视非公经济的发展，努力统筹国家和地方的发展。
二.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和思想文化
1.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首先提出了要处理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铲除了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根源，但历史遗留的发展差距还在，我们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基本政治制度。对于少数民族边区，国家给予大量的援助，这有利于缩小发展的差距，实现共同繁荣。这两年，极端恐怖主义势力有所抬头，他们借着民族问题妄图搞民族分裂。前两年如热比娅针刺事件，打杂抢烧事件，今年的昆明火车站事件，疆独藏独势力愈演愈烈，甚至还和国外的恐怖主义势力相勾结，严重地威胁了祖国的和平与稳定，威胁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因此，对于搞民族分裂的极端分子，一定要毫不手软的打击，才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民族问题我们自古就有，许多国家都是由多民族构成的，也多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民族问题，而且民族问题往往会和宗教交织在一起，变得异常复杂。矛盾肯定会有，但一定要妥善解决。我们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极端民族主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效地保障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权利，充分的调动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积极性，也保障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2. 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提出了要处理好党和非党的关系。对于民主人士们我们要团结。在今天这一点也非常有意义，我们要发充分扬党内党外民主，这一点有利于处理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关系，只有搞好关系，才能稳定发展，发扬群策群力，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一切积极力量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点相当重要，民主党派的力量是不能忽视的。因为许多民主党派人士都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在各行各业往往是一些精英，专家。实践证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好制度。
《论十大关系》是探索建设社会注意道路的一篇重要的文章，里面的十大关系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有重要意义，现在我们的经济政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汲取其中的精髓。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的两大理论贡献
毛泽东是无产阶级的大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才华横溢的学者和诗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反对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11、534页。）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这是他对我们党、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独创性贡献。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所做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赴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96页。）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这样写到：“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952页。）
我们党在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不断地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许多理论成果。理论成果有两种模式。一种以主要领导人的名字命名，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论成果。另一种以理论内容命名（孙中山先生将他的理论定名为三民主义），有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对以理论内容命名的两大理论，都做出了重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长达20多年的探索中，写出了许多不朽著作，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即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主义理论。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标志着这个理论的正式诞生和形成。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在“五四”运动以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在“五四”以后，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了几千年。从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为一个极为特殊的社会。这里，既不是原来单一的封建主义统治，也没有步入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勾结下，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的表述中找不到现成的提法。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毛泽东认为，百年来中国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就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外，还有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动力，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是主力军，还有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的一个创造性贡献是，把资产阶级区分为两部分：官僚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
——关于中国革命的步骤和前途。陈独秀受第二国际和俄国孟什维克的影响，认为现实的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因而需要进行“两次革命”。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错误观点，提出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已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民主革命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等待条件成熟后，就应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51-652页。）
——关于中国革命的方式。毛泽东认为，在旧中国，无议会可以利用，更没有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获得解放，不可能搞什么和平过渡，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但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应当怎佯走，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难题。大革命失败后，当时党的领导人先后组织和发动的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这实际上是照搬俄国条件下举行中心城市起义这条路，但都失败了。毛泽东及时进行了秋收起义，既反对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又反对“流动游击”的方式，坚持在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经过长期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全国政权。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中国革命惟一正确的方式和道路。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他把《矛盾论》的观点，彻底运用于每个历史发展阶段，并依据对主要矛盾的分析，确定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总路线即基本路线。虽然主要矛盾这个哲学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中提出的，但是，突出地强调把握主要矛盾的意义，并确定每个发展阶段党的总路线，这是毛泽东的首创和功绩。总路线和后来称之的基本路线是同一含义，它是指党在一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总的全局性的根本指导方针。毛泽东在1947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关键时期，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正是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2.新民主主义制度。
毛泽东曾设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将建立起新民主主义制度。他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纲领。
——政治纲领。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政权。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不占主要地位，但它不是专政对象，而是联合对象。
——经济纲领，新民主主义经济，既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领导。要没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由国家经营管理。要没收地主土地，消灭封建主义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但是允许富农经济存在。后来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将其概括为：以社会主义经济为领导的，包括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与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综合经济结构。
——文化纲领。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文化，既不是资产阶级文化，也不是完全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适应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发展需要并为之服务的反帝反封建文化，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3.新民主主义过渡。
马克思经过长期的理论探索，在1875年所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理论。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14页。）我国建国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经历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建国后通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早在建国初期就曾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1953年12月，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的中宣部编写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指出：“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胜利完成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所创立的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它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历史发展的特点。
1953年12月，毛泽东依据对这个时期主要矛盾的分析，提出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简称为“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路线，使建设和改造互为条件，相互促进。
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建国初期，在我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条件下，毛泽东提出要向老大哥苏联学习。到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发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看到他们的许多经验不适合中国国情，于是在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提出了要“以苏为戒”，独立地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还提出了在探索中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从1956年至1976年长达20年的艰辛探索中，尽管发生许多失误包括全局性的重大失误，但实践上仍取得很大成绩，理论上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理论贡献是：
1.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
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里，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都存在着矛盾，并对这种矛盾做过透彻分析的第一人是毛泽东。毛泽东把他名著《矛盾论》的观点全面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他针对苏联学术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社会“无冲突论”的形而上学观点，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都存在着矛盾。矛盾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务的运动和变化”。这个规律，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指出：“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因而使得它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注：《毛泽东著作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66页。）
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认为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它与旧社会所不同的是，两者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他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注：《毛泽东著作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68页。）这比斯大林的观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完全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前进了一大步。这个论断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后来的改革打开了闸门，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论证。
毛泽东还首次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针对苏联的肃反扩大化，混淆两类矛盾，毛泽东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强调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这两类矛盾，用不同方法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在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大量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就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重要理论论证。
总括起来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论述，是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最重要的理论和根本指导思想。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2.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经济文化很落后。50年代，毛泽东提出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60年代，适应世界现代化的潮流，毛泽东和周恩来达成共识并由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即“四个现代化”。目的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我们独立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及时总结了经验，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和以工业为主导。苏联在二三十年代实行工业化过程中，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并把它确定为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战后苏联领导人死抱着这个教条不放，这就造成苏联的产业结构很不合理，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很先进，轻工业和农业极其落后，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东欧一些国家也存在类似问题。毛泽东从战后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国情出发提出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投资比例，强调对轻工业和农业多投资。以后进一步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和以工业为主导，并把它作为经济建设的总方针。这对我国经济的协调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坚持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共同发展。经济发展有个合理布局的问题。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一带，大约占总量的70%左右，只有20%-3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状况。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23页。）
——坚持国防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基础。针对苏联军事开支过大，影响经济的发展，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他指出，国防不可没有，国防建设必须加强，国防力量必须提高，我们不但要有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但是，国防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坚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针对苏联和我国某些经济学家害怕和反对商品生产的错误倾向，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这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赞同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主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还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坚持在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文化建设。苏联在文化方面管得过死，常常用行政方法管理学术，给不同学派贴政治标签。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在文化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83-784页。）实行“双百”方针，必须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百家和一家的关系。无疑，马克思主义是百家中的一家，但它不是普通的一家，而是具有指导地位的一家。实行“双百方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否则就会变成自由化。二是“双百”和“二为”的关系。“双百”是方针，“二为”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方向。方针服务于方向，“双百”必须为“二为”服务。
——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自力更生是坚持把立足点放在以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强调中国的建设主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自力更生并不排斥外援，要尽可能多地争取一些外援，但争取外援也是为了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
上述六条，就是毛泽东在探索中所概括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点。
3.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是这个战略思想的理论基础。这就涉及到必须处理好如下一些关系：
——中央和地方。这是一对矛盾。在管理体制上，苏联模式的特点是中央权力过大，地方权力很小，影响地方积极性的发挥。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主张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中央的权力要下放，让地方有更多的权力，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党和非党。这也是一对矛盾。这里说的“党”是共产党，“非党”是民主党派。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由于特殊的历史情况，只有一个党，即执政的苏联共产党。中国则不同，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除共产党外，还有一些民主党派，建国后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这样，就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毛泽东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33页。）
——国家、集体和个人。苏联模式重视国家、集体，对个人利益重视不够，不利于调动个人的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26页。）
——汉族和少数民族。这又是一对矛盾。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过去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建国后，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强调汉族要帮助少数民族，加强民族团结，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但不是重点。毛泽东说：“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33页。）
——中国和外国。这还是一对矛盾。苏联长期搞大党大国主义，从不提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放不下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毛泽东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和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40页。）
正确处理上述关系的意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44页。）
总括上述，毛泽东在探索中所提出的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虽然没有突破苏联模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也没有形成新的理论，但是，他为后人突破苏联模式和形成新的理论架起了一座桥梁，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正式提出和形成、江泽民丰富和发展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邓小平曾经说过：“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00页。）
勿须回避毛泽东晚年在探索中所发生的重大失误，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发生这样大的失误的原因，关键是指导思想过“左”。但也不能只用一个“左”字说明所有问题。除“左”以外，还有在成绩面前骄傲自满，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国情和世情判断有误，以及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也不能把失误和错误完全归之于毛泽东一个人，其他领导人也有责任。更为重要的，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毕竟我们搞社会主义的时间还比较短，经验还不多，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了解得很不够，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一生伟大，晚年有重大失误。尽管毛泽东晚年在探索中发生重大失误，但他仍不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开拓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他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基础是他打下的。中国世世代代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毛泽东，永远怀念毛泽东！://app2.learning.sohu/education/papers/64/1219/view.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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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毛概论文2500字以上，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的读书报告
一、正视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邓小平同志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这一表述，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就已经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试图按图索骥，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于实行和发展资本主义。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以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国民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历史以其血的代价告诉我们，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排除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因而，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延续不下去。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感困惑的时候，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当时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限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不相干，长期平行发展；三是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三条道路中，中国的近代历史已经表明，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也行不通，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条道路，才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中国人民选择这条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和加强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因此，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
二、正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
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
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
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
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目前还处于实践阶段，我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上述认识，还是十分传统的，是不全面的、肤浅的。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对其优越性必将会有新的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想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正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基于以下前提：
1、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因此，对其优越性的理解我们不可能是“先知先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对其进行全面的描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去体验、去总结。
2、衡量和比较哪一个社会制度优越，决不能离开具体国家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片面地从现有的经济发展程度来看，而应当主要看它是不是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生产关系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人民的地位和生活是否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这些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远远无法比拟的。虽然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和科技水平，一般比社会主义国家要高，这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各自发展的基础和起点不同所造成的，决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是由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所决定的。
3、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相比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还比较短暂，还处于实践和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制度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月革命算起，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才几十年的历史。所以，相比资本主义来说，社会主义的发展目前还不完善，还不充分，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应有的优越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我们不能拿拥有几百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来比拟和衡量只有几十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
4、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新社会制度代替旧社会制度，或者建立和完善一种社会制度，从来不会是历史的瞬间，它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要充分估计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只要基于上述前提，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乃至挫折就会有客观、公正地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及其优越性就不会产生信仰危机。
三、正视伟大成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邓小平同志指出：“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政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这就是一代伟人向世人昭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我们说，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是否符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最根本的是看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尽管在一段时间，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经历了严重挫折，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实践。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全面发展的道路；
是一条坚持全面改革和开放的道路；是一条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历时70年，跨越两个百年、两个千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振兴中华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经济建设成绩卓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科技事业日益进步，国防建设更加巩固，人口素质全面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发展，外交事业谱写新的华章，“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已成功实现。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生活幸福。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千百年来人们衣食住行无忧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切靠什么？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探索的结晶，凝聚了几代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理想的追求。这条道路，已经初步振兴了当代中国，未来中国的全面振兴，只能由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实现。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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