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 地下电台发来喜报（周总理却拍案大怒 事后才知他太敏锐）

1947年是我党充满悲情色彩的一年，在这一年我党在北平的地下组织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但在这前一夜，我党地下组织还在举目欢庆，还在为一场虚假的胜利高呼，但周恩来却一反常态勃然大怒。

要知道在当时的北平，国民党保密局与我党地下组织已经斡旋多年，一场太过突然的胜利势必背后存在猫腻，周恩来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但也为时已晚。

1947年７月，我党与国民党剑拔弩张，毛主席提出五年内打败蒋介石，国共之战到了决胜关头，蒋介石决定亲自到北平督战。但在这时一个消息让他望而却步。

消息中透露，国民党将领孙连仲决定效仿西安事变，来一场北平事变逼蒋介石下野。惜命的蒋介石搁置了督战计划，下令保密局彻查孙连仲案。

孙连仲是我党地下组织的重点争取对象，但此人一直摇摆不定，既没有明确帮助共产党，也没有誓死效忠国民党。国民党这边派出的则是身居国民党中将参议的冯玉祥前旧部余心清与其交涉。

余心清也是我党地下组织的一员，与孙连仲是老相识，但策反工作一直收效甚微。直到当年9月，孙连仲像变了一个人，直接要求与共方联络，这突如其来的转变让余心清忘乎所以。

当晚余心清就向组织发来电报，大意为：孙连仲态度转变，我党务必派人来协商具体事宜。同时这封电报也转达了一份到了延安周恩来的手里。

但周恩来与北平地下电台长李政宣两个人态度截然相反，李政宣收到电报顿时心潮澎湃，着实有一种地下工作即将完成的感觉，再看周恩来这边愁眉不展，拍案大怒。

周恩来不再回电，派人密令北平地下组织所有发报员立即撤出，并带去了他对李政宣的批评。但要命的是，余心清这边实在太过高调，竟然在北平办起了庆功宴，鼓吹孙连仲将要和平解决两党关系。

实际上延安方面早就对孙连仲做了调查，这个人虽然官阶很高但都是虚职，并无真正的实力能做成大事，更何况此人为人摇摆，立场不定，延安对他并不抱希望。

但余心清的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这也就有了保密局的涉入。从刚开始对孙连仲的监视开始，保密局就已经开始了一场引君入瓮的计划。

为了找到我党电台信号，保密局也是煞费苦心。在此之前保密局也不止一次与我党打交道，但这次蒋介石下了死命令，不成功便成仁，保密局就算掘地三尺也要找到信号源头。

就在此时，蒋介石为保密局带来了一把“利刃”，那就是美式无线电监测设备吉普车。这边周恩来知道一旦回复电报就会被追踪到北平站的同志，但密令还在路上，他也无可奈何。

而且北平鱼龙混杂，消息也是最灵通的地方，所以北平地下站的同志也是最忙的，但他们殊不知危险正在一步步靠近。没几个回合，保密局就已经将目标锁定在几个重点大街区域。

为了进一步确定目标，保密局诏安了当时北平出了名的飞贼来对这几个地方进行监视，经过半个月的摸排，飞贼确定了一户人家为重点关注对象，这户人家早六点就开始开灯，对着一个大箱子坐上半天。

保密局的谷正文命令不许打草惊蛇，抓捕时间务必要恰到好处，不能漏网一人。于是在一个清晨，飞贼在屋内人收箱子之时发射信号，几十个特务瞬间进屋控制住了屋里的人。

这次抓住的正是李政宣及其他三名地下党成员，并且在屋里特务还搜查到了一些文件，字里行间透露出了余心清的身份。李政宣更是受不了谷正文的严刑拷打，没过两天全部招了供。

据记载，李政宣的供纸足足写了两大张，上面密密麻麻全部是北平地下党部分成员的信息，不仅是北平，周边几个地域的地下党也都受到了波及。

原本李政宣不是什么高层，但恰巧这份名单中有一个名叫王石坚的人，这人很了不得，国内很多情报人员都是他直接或间接发展的，很多资料都在他的脑子里。

不到一星期，王石坚在机场就被特务带走，在大刑之下，王石坚将整个北方地下党供了个遍，其中包括很多国民党要员，也纷纷暴露在这场恐怖暴风眼之下。

这次逮捕行动中被捕的高层干部44人，其中还有国民党中将和少将，他们都为地下组织做过贡献。另外牵连的同志不计其数，在被捕人员中，以少将丁行之为首的五名同志由于誓死不招全部遇害。

少量组织成员包括陈融生、熊向晖、王冶秋几人幸免于难，剩余在北平幸存的同志均被周恩来命令切断所有联系。王石坚彻底叛变，为保密局工作，这是对我党地下组织打击最大的。

我党李克农受命亡羊补牢，那段时间里李克农每天工作到半夜，身体情况不容乐观，最要命的就是情绪危机，多年经营的组织遭到如此重创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但好在北平地下组织尚可恢复，除了王石坚和李政宣还有很多人可以担当大任。保密局毛人凤在这次事件后大言不惭，声称已摧毁我党地下组织半壁江山，但实际上虽有影响，但是并没有停止我党运作。

蒋介石也被这场地下战争的“胜利”乐昏了头，还没取得真正的胜利就开始大摆酒席，挨个授予奖章，但殊不知我党已经在主战场占据优势，解放大势不可逆转。

李克农在此次事件中勇于承担责任，但胜败乃兵家常事，周总理决定不予追究。反观不顾劝阻，违反组织纪律，急于邀功之人成了北平地下组织最大的软肋。

周总理曾说过，地下组织的战场与地上战场一样惨烈。此言不虚，为了保护同志，誓死不招的烈士同样是我党的好同志，例如丁行之等人，虽然明里为国民党工作，但实际上是我党的大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