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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封建帝制时代，中国关于世界秩序（天下秩序）的构想，是把皇权的实际情况与文化和观念上的中华中心论结合起来。
中华中心论是指全世界，全天下，只有中华文明是最优越的文明，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是最优越的文化。
在中国历朝历代封建王朝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对其的强调是不遗余力的。
比如纳贡体系就是根据中华文明的优越性，然后在礼仪上制度化地表达不平等和等级制而精心设计出来的。
在中国封建王朝纳贡体系的实践中，中国封建王朝认为自己就是一个中央之国，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周围是一些文化低贱的藩属国，这些所谓的藩属国的统治者必须接受中国封建王朝的册封，进而按约朝贡并与中国互市。
这就是清朝所谓“天朝上国”的由来。
但是中国的情形并非一向就是如此。
在秦朝以前的中国，曾经存在过一个多国体系。早在19世纪的晚清时期，中国一些开明士绅官僚就曾引证过先秦时期的多国制先例，认为中国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上也可援此先例而调整与西方列强的关系。
在中国封建帝制时代的悠长历史中，偏离中华中心论和中华文明优越性的先例也不是一例两例。虽然这些先例是中国软弱的结果而并非自愿的选择。
在动乱时期，当“中国”本身四分五裂或仅是若干东亚大陆政权之一的时候，中国某些所谓正统的封建王朝有时就发现不得不与他国缔结条约，从而显示出中国也能在一个多国世界中生存，并通过一系列调整来适应与他国的相互关系。
比如西汉初年、比如东晋、比如两宋等等。
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两宋。宋朝就曾经好几次与其北方草原国家或者被称之为蛮夷国家签订条约，这些条约的谈判和成文都基于两个国家相互平等的原则上，两个国家都小心谨慎地避免在言辞方面显露出等级依属关系。
虽然两国的大臣和官吏在其上奏给皇帝的奏折和内部文件中都不约而同地继续贬辱正在与他们谈判的国家。
西方有学者就认为：缔约本身这一事实，就“显示出中国力量的既定削弱以及多国或双国体系的存在”。
这种中式条约与西式条约虽然也有所不同，但是最基本的遵守条约的愿望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中国自先秦之后的两千多年历史，大一统王朝虽然占据主导位置，但是也存在过多国体系，甚至存在时间长达几个世纪。
在此期间，代表中国的封建王朝和某些其他国家之间都缔结了许许多多的条约。
以后各王朝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宋朝的做法，为自己的统治基础考虑，并从现实出发，根据实际情况而作出让步。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北方的草原国家。他们的货物，特别是他们的马匹，对于中国的军事力量是至关重要的。反过来，中国的剩余食品、铁和其他一些工艺品也是他们生存所必不可少的。
故而，北方草原民族在礼规和政策方面，中国一直采取优待措施，对待北方草原国家，中国有时候甚至平等对待。
清朝就为此设立了一个专门的衙门——理藩院。
它起源于明朝与蒙古人之间所形成的特殊关系，也是对蒙古旗人在清朝军事和安全体系方面所做贡献的承认。
对于威胁极大的草原民族与草原国家，清朝也不得不采取平等对待的战略和权宜应变的策略。
马克·曼考尔教授根据史料也证明了，清朝统治者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与沙俄使团的谈判中，是很愿意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相处，而不是所谓的以“天朝上国”高人一等的心态对待沙俄使团。
这种做法也适用于和一些遥远的小国也是平等相互往来的。
比如清朝与浩罕(在现在的俄国土耳其斯坦)平等交往的关系，它表明即使是在朝贡体系运转得最完美最令人满意的时候，中国某些开明官僚们也不是一副“天朝上国”的心态，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理论，解决问题。
这充分说明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摆出一副“天朝上国”的态度，不是因为中国自古就是“天朝上国”，也不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已经僵化，而是因为清朝应对西方列强的策略有大问题，甚至可以说清廷是特意用“天朝上国”的态度与固守传统的策略来达到巩固自身权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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