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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清平乐》，把大家带回了历史上的那个曾经文治高峰的王朝，使得我们忽视了大宋的内忧外患，只把目光停留在大宋的海河晏清。
也是，无论是人物的服饰，还是街巷的布局，画面徐徐展开，像极了一幅活着的《清明上河图》。
宋仁宗赵祯在位四十二年，文人名臣辈出，群星璀璨，剧中自是如此。
但在众多名人之中，其生平所事最让汪郎想要说道一二的，就是剧中那位在街边和恶霸相搏以卫百姓，当赵祯的面痛骂赵祯，中了进士之后反而性格内敛，真实历史上和范仲淹并称为“韩范”的一代名相，先后三次被宋廷赐爵“国公”，被世人称为“韩公”的韩琦。
对于韩琦，汪郎给予的评价是：仁宗朝的重臣，但终究是负了仁宗，负了大宋。
《清平乐》中的宋仁宗形象
1、仁宗朝的重臣
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韩琦登进士科，成为这一届的榜眼，因为他本人的敢言、直言，而且每次指出问题时能够一针见血，故而官运亨通，深受赵祯器重。
他的敢言、直言，大都直指权力中枢的不作为，这一切，和当时的大宋面临的环境有关。
今天的我们通常只看到大宋美好的一面，却看不到大宋的忧愁和幽暗，的确，宋仁宗赵祯的统治时期，文治昌盛，名人辈出，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精神财富、物质财富。
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家六子”，都是在他治下登上的大宋政坛，名垂文坛；被我们儿时津津乐道的天波府，其历史上的第三代杨文广，以及被我们称为“包青天”的包拯，都主要活跃在这一时期。
从这一点看，仁宗朝俨然是宋朝最好的时代，当然，这里的“最好”只针对大宋的官场而言，而事实上，宋朝的内忧外患已经让赵祯背负着沉重的压力。
宋仁宗画像
内忧，“三冗”问题已经让帝国的财政不堪重负，而民间又灾情频发，流民四起，民变已让朝廷疲于奔命，正如欧阳修所说，“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于一伙”①，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在朝中身居高位者，如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等人却是一群庸臣，毫无治国的良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在颓废中放任自流。
外患，自赵祯的父亲宋真宗赵恒签署了“澶渊之盟”后，虽然短暂缓解了宋辽之间的争端，有利于帝国节省了巨额的战争开支，但也使得大宋忘战去兵，武备皆废，大宋的北疆依旧处于大辽的军事威胁之下，最后酿成了“庆历增币”的惨痛，正如范仲淹所说，“国家御戎之计在北为大”②；不仅如此，夏州节度使李元昊脱宋自立，建国号夏，自此成为大宋西北边陲的一支劲敌，直到“靖康耻”后依然存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韩琦以谏官的身份对朝中庸臣发出了挑战，又针对治国时事提出了见解，同时还和范仲淹一起成为宋朝西北抗夏的前线指挥官。
历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谏。时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在中书罕所建明，琦连疏其过，四人同日罢。又请停内降，抑侥幸。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宋史.卷三百一十二》
赵元昊反，琦适自蜀归，论西师形势甚悉，即命为陕西安抚使……进枢密直学士，副夏竦为经略安抚、招讨使……与范仲淹在兵间久，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宋史.卷三百一十二》
韩琦画像
正因为如此，积贫积弱的大宋急需改革，以摆脱来自内外的忧患。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开始了大宋历史上的第一次革新，时任枢密副使（类似国防副部长）的韩琦以军方的身份成为改革派中的重要一员。
此时的韩琦，无论是在文官之中，还是军方，资历都很深，这一年，他才三十六岁，就已经享受着大宋副部级待遇。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新政在守旧大臣的攻击下以失败告终，韩琦被污为“朋党”，但因为赵祯本人的仁厚和保护，他没有遭到政治清算，反而以安抚使、大学士的身份治理地方。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五十岁的韩琦被赵祯召回东京，拜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俗语中的宰相，嘉祐六年又被赵祯赐于仪国公，一时殊荣至极。
可以这样说，韩琦自十九岁高中进士之后，他在大宋留下的名声和足迹，大都是在仁宗赵祯的领导下完成的，如果没有赵祯创造的一个宽松的文治环境，韩琦的成就能有多高是个未知数。
对于赵祯而言，这位比自己大两岁的臣子，实际上也是伴随自己一路成长起来的人。
无论是最初的谏官，还是自己最后给予他的宰相之位，韩琦在事实上已经是他统治下的大宋权力中枢中的重要成员。
然而，谁又能想到，赵祯驾崩之后，韩琦却负了赵祯。
庆历新政下的宋朝士大夫
2、负了仁宗
赵祯这一辈子最难以释怀的事，汪郎以为是无子（三个儿子都早夭了，女儿是多，但无法继承皇位），这在皇权时代的男尊社会里是最大的不幸！
有皇位需要继承，但继承皇位的不是自己的儿子，平心而论，宽仁了一辈子的赵祯，其内心的痛苦恐怕是那些他同时代有儿子的人无法感同身受的，站在这个角度来说，他虽贵为帝王，却远不如寻常百姓家。
当然，对于古人来说，身后无子，从宗族之中过继一个儿子来继承家产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但这有一个前提，即：养子只能以养父养母为自己的血系宗脉，并写入族谱，世代传承下去，不能继承了家产后翻脸无情，反而要认回自己的生父生母，这对于逝者来说太过于残忍。
不幸的是，宋仁宗赵祯驾崩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他的养子名叫赵曙，即历史上的宋英宗，而赵曙的生父濮王赵允让，小时候被真宗赵恒收为养子，赵祯出生后又回到了生父身边，是仁宗赵祯的堂兄。赵曙登基时，他早已不在人世间了。
也就是说，赵曙的养父、生父都已经归天，但作为大宋的皇帝，他想抬高生父赵允让的名分，将自己的生父赵允让称为“皇考”，但这违背了大宋君臣、百姓都要遵守的社会道德契约。
宋英宗画像
赵曙毕竟是以赵祯的儿子身份继承了大宋王朝，按照当时的伦理道德，赵祯就是他的“皇考”，生父赵允让只能是“皇伯”，何况皇宫之中，仁宗的皇后曹氏（此时已经为太后）还活着。
对于这一点，其实并没有任何质疑之处，赵曙想要这么干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对于民间而言，赵曙的这种做法其实已经破坏了既定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
但问题就在于，他得到了宰相韩琦的支持。
治平元年五月、治平二年四月，韩琦先后两次主动提出这个礼法的问题，支持赵曙将生父赵允让称为“皇考”，由此引发了百官们之间的争论，使得庙堂之上迅速分成了两派，历时十八个月之久，才以韩琦为首的实权派获胜，史称“濮议之争”。
当然，我们是无法去评论韩琦的对与错，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可以将韩琦此举看成是他对封建守旧那一套的蔑视，毕竟是参与过庆历新政的人，敢于挑战世俗的礼教，敢于对已经成型的理学发起进攻。
但当我们代入到那个环境，就会发现，韩琦的做法对得起大宋的新官家赵曙，却负了那位视他为重臣，心腹之臣的仁宗赵祯。
宋朝濮议之争的背后，是务实派和伦理派之争
3、负了大宋
韩琦这一生充满了精彩，少年得志，意气风发，面对大宋的“三冗”问题他是深痛于心，所以他参与庆历新政，甚至不惜丢官，敢直言强权，不为别的，只求大宋能够强大、安康。
尽管新政失败，但韩琦的形象已经在大宋文人之间树立起来了。
然而，这样一位不畏强权，又敢直言，心系大宋的韩琦，竟于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上书公然反对王安石变法，无论青苗，亦或者是免役、市易等法都在他的反对之中，这和他年青时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臣准散青苗诏书，务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乞尽罢提举官，第委提点刑狱官依常平旧法施行。---《宋史.食货四》
事实上，宋朝的“三冗”在神宗朝已经到了必须要变的地步，沉重的财政重担已经压得大宋直不起腰。
无论是对辽、夏的岁贡，还是大宋官僚体系的俸禄支出，亦或者是军费、社会公益等，财政已经处于几近崩溃的边缘，社会危机已经到了燃爆点，这都是现实问题。
熙宁变法的主持者，王安石
韩琦知不知道大宋的现状？知不知道新法的缺点在哪里？作为庆历新政的重要经历者和参与者，他当然知道，也清楚朝廷应该如何去做。
臣尝窃计，始为陛下谋者，必曰治国之本，当先聚财积谷，募兵于民，则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钱，使民出利；为免役之法，次第取钱；迨置市易务，而小商细民，无所措手。新制日下更改无常，官吏茫然不能详记，监司督责以刻为明。---《宋史.卷三百一十二》
可惜的是，他既对王安石的变法条款的不足之处有了认识，却没有选择和王安石精诚合作，而是一味的反对变法，赌气之下外放地方。
这种行为在事实上已经违背了士大夫“天下为公”的治国理念，在今天看来，有负于大宋。
汪郎以为，王安石变法属于天才之创，但王安石本人十分激进，在用人上难免有些失误，如果他能够得到韩琦的支持和建议，也许此次变法真的能够改变宋朝的命运。
毕竟老成持国，韩琦的从政经验和威望放在那里，文人的圈子、军方的人脉，这都是变法能够得到有力贯彻的资源，可惜了！
《流民图》，宋朝守旧派攻击王安石的武器
汪郎说：
熙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公元1075年8月8日），韩琦与世长逝，享年六十八岁。
他死后，赵顼不仅罢朝三日，痛哭不止，还为他竖了一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的墓碑，赐谥号“忠献”，又配享英宗庙庭，享受着赵家世代香火。
这是皇权对他的盖棺定论。
但汪郎想说的是，韩琦的功绩基本上是在仁宗赵祯朝建立的，到最后却配享在英宗赵曙的庙堂，主要在于他做了有负于仁宗的举动，获得了英宗、神宗父子的认可，“功茂者赏惟其称，德厚者报不可忘。”③
忠献，忠于赵家，献策定论，和赵曙心意相通，支持赵曙改写人伦秩序，却对赵祯的恩德忘却在身后。一生敢言、敢战，但最终走上了反对变法的道路，由进取走向了守旧，到底还是活成了他自己讨厌的样子。
当“忠献”的谥号、配享英宗庙堂的圣旨一下，汪郎认为，这位“相三朝、立二帝”的韩公，这一生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仁宗赵祯了。
也不知九泉之下，这对君臣倘若相遇，是执手相看泪眼，还是横眉冷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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