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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处在内忧外患中的中国，发生了一件震惊整个文物界的大事情。在这一年，清朝恭亲王奕訢之孙，著名的画家、收藏家爱新觉罗·溥儒，将收藏的唐朝名画《照夜白图》，以10000大洋的价钱卖给了日本人。
之后不久，溥儒为了维持家中的开销，又打算将家中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再次卖给外国人。消息传出后，张伯驹立刻找到溥儒，劝他不要将国宝卖给外国人，遭到拒绝之后，张伯驹表示愿意购买《平复帖》。溥儒听说他要购买，就狮子大开口，要价20万大洋，少一分都不行。
平复帖局部
在20世纪30年代，20万大洋绝对不是小数目，一个普通的政府人员一年的工资不过60大洋，要想赚够20万大洋，就算不吃不喝也要300年。一时凑不够钱的张伯驹只得暂时放弃购买计划。虽然没有买成，但张伯驹没有放弃，一直关心着《平复帖》的下落。
一年之后，溥儒的母亲病重，张伯驹立刻前去探望，并拿出10000大洋为她看病，赢得了溥儒的好感。不久后，溥儒的母亲还是因为病重去世，张伯驹又主动提出愿意借钱为其办丧事。经过种种事情之后，溥儒最终同意以4万大洋的价格，将《平复帖》卖给了张伯驹，就这样，一件国宝避免了流失海外。那么张伯驹是何许人也？为什么愿意花大价钱买下国宝呢？
张伯驹出生于1898年，祖籍河南项城，父亲张锦芳，在他6岁那年，被过继给了伯父张镇芳。此人是袁世凯的兄嫂弟，如此算来张伯驹还是袁世凯的表侄。由于这层关系，年轻时张伯驹曾在袁世凯手下当兵。袁世凯死后，他看不惯官场的贪污腐败，辞官回家。
当时父亲张镇芳已经不再做官，开始在天津开银行，几年下来，张家成了富甲一方的大富豪。虽然张伯驹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富二代”，但他却不喜欢纨绔子弟的作风，相反，张伯驹喜欢的是读书、画画、看戏听曲，尤其是对收藏书画最感兴趣。只要遇到名人名画，张伯驹从不吝啬，宁愿一掷千金，也要将字画买下来，所以才有了前文购买《平复帖》的事情。为此他母亲多次劝他：“做官你不去，家里的银行你也不管，每天就知道摆弄古玩、字画！”
在买了《平复帖》之后的几年里，张伯驹又陆续买了大量的珍贵书画，包括李白真迹、杜牧手卷、黄庭坚书法等，为了买这些字画名品，张伯驹不仅花光了家产，甚至变卖了家中大量的房产。而最让后人敬佩的是他成功救下了号称“天下第一画卷”的《游春图》，避免了它流落海外。
展子虔游春图
根据史料记载，《游春图》是隋朝著名画家展子虔唯一传世的作品，备受历代画家的追捧，北宋年间，宋徽宗得到了这幅画后视若珍宝，亲自在上面题写“展子虔游春图”，之后一直藏于皇宫之中。北宋灭亡后，此画流落民间数百年，到元朝时重新被收藏于皇宫中，明朝时期曾为严嵩等人收藏，清朝建立后，一直被藏于紫禁城中。1924年后，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游春图》作为珍宝一直被他带在身边，直到抗战胜利溥仪被俘，此画才再次流落民间。
1946年的时候，《游春图》突然出现在文物市场，当时他的拥有者名叫马霁川，此人为了金钱正打算将画卖给洋人。得知消息的张伯驹立刻找到此人，表示愿意出钱购买此画。当时古玩行都知道张伯驹是爱国的文物保护者，马霁川决定借此敲他一笔，要价800两黄金。（以现在黄金每克350元计算，大概为1400万）。可马霁川不知道，张伯驹这些年为了买文物，已经将家中钱财花了个精光，根本拿不出如此多的黄金。
为了不让文物流失国外，张伯驹只能将此事告诉报馆的朋友，让他们报道：“《游春图》是国宝，谁卖给洋人就是变卖国宝，是国家的罪人。”事情闹大之后，马霁川迫于压力，最后同意卖给张伯驹，但最低也要200两黄金。为了筹钱，张伯驹只能将家中在北京的一套四合院卖了。据收藏大家马未都先生介绍，这座四合院位于北京弓弦胡同，占地15亩之多，原本是李莲英的一处房产，据说是仿照颐和园建造的。如果放到现在，光是这套四合院恐怕就要值几个亿。
张伯驹收藏文物、字画，绝对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出于对古代文化的喜爱，以及避免国宝流失到国外，他曾说过：“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新中国成立之后，张伯驹决定将自己最珍贵的藏品全部捐给故宫博物院，让国宝能够被更多人看到。1956年，他第一次捐给了故宫8件珍品，包括西晋陆机《平复帖》卷、隋展子虔《游春图》、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等，从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字画都是唐宋时期的精品，每一件现在都是故宫的镇馆之宝。
为了表扬他的奉献精神，国务院文化部决定奖励他20万元钱，可他断然拒绝了。并说：“我这辈子看到的文物太多了，买下的也很多，如今给它们找个好归宿，也就放下了。”最后他之收下了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亲笔颁发了一个褒奖令，留作纪念。
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张伯驹陆陆续续向故宫捐了100多件文物，每一件都是珍品，总价值超过100亿。据故宫的档案记载，当年宫中收藏的书画精品，有一多半都是张伯驹捐赠的。
不过在随后的十年运动中，张伯驹被下放到了地方，等到十年后重回北京的时候，他和妻子二人有一段时间连户口、住房都没有，只能委屈在一处大杂院中居中。为了生活，妻子只能给北京国画厂画5分钱一张的书签，两人才能勉强度日。后来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下，慢慢的生活才有好转。
1982年冬天，84岁高龄的老先生得了感冒，被送往北大医院救治。当时医院安排他住在一个八人间的病房内，老人怕被同房病人传染，就提出能否住一个单间病房，得到的回复是：不够级别，不能换。几天之后，老先生果然被同病房的人传染，得了肺炎，十几天后不治身亡，呜呼哀哉！
据传在张伯驹死后，还有痛心者到医院门口大骂：“你们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单人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
在张伯驹的追悼会上，有人打抱不平，说张伯驹用一辈子保护国宝，最后全部捐给了国家，单单忘了保护他自己。也有人作诗说：“为人不识张伯驹，踏遍故宫也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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