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的千年前宝器，引发了封国历史的巨大研究兴趣。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宝器可能揭开了封国历史的谜团。据推测，这些宝器可追溯至西周时期，可能为封国的统治者所用。宝器包括铜器、玉器和陶器等多种类型，其精美的工艺和独特的图案令人惊叹。这些宝器的出土不仅为封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为我们理解古代封国社会结构、文化传承和宗教信仰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一发现对于中原文明及中国古代史研究具有深远意义，也激发了学者们对封国历史的进一步探索。
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随着发掘工作接近尾声，墓地揭露面积15000余平方米，发现墓葬615座、车马坑22座。墓葬内不仅首次发现了漆木俑、原始瓷器等国宝，而且首次发现西周时期三足铜盂、三足鼎式簋等珍稀青铜器，个别墓葬甚至发现有金器，三千年前的这些宝器将为我们揭开古代封国之谜。
如此丰厚的葬品到底出自怎样身份人物的墓群？
大河口墓地位于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以东约6公里处一片两河交汇形成的三角洲高地，墓地年代横贯西周，晚期进入春秋初年。在试掘阶段，考古队就发现这是一个诸侯国君级别的墓——墓葬二层台四壁有11个壁龛，壁龛内放置漆木器、原始瓷器、陶器等物。
从出土的青铜器上面的铭文确证，大河口墓地墓主的国族名为“霸”，“霸伯”是这里的最高权力拥有者。“霸”国的商、周文化因素都比较明显，并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风格。其人群应为狄人系统的一支，是被中原商周文化同化的狄人人群。相继的考古发现，“霸”国和周王室以及晋国、倗国、燕国等国关系密切。
“霸”国与晋国相邻。从墓地规模及随葬品推测，“霸”国应比晋国低一个档次，属于小国。在君主称谓方面，晋国的君主被封为晋侯，而“霸”国的君主则被称为霸伯。此外，两国的墓葬规模也相距甚远，晋国曲村墓地的墓葬多达20000多座，而“霸”国大河口墓地的墓葬仅有1500座左右，从这里也可反映出两国国都人口规模的差距。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王巍认为，大河口墓地的发现让人们有机会认识不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西周“霸”国的历史及文化，并为研究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器用制度和族群融合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填补了中国对西周时期考古研究的一项空白。
墓葬二层台四壁有11个壁龛，一座墓葬内发现如此多的壁龛在西周考古上还是第一次，墓内随葬漆木俑可能是目前中原地区出土最早的实物资料。
考古队在发掘墓葬的填土工作中，在东边二层台上意外发掘出了重要宝物：两个一米多高的漆木俑双足站立于漆木龟上，双手作持物状，两俑前面及侧面放置漆木器，这在中原地区西周墓葬内也是首见。考古学家介绍，漆木器在两种环境下易于保存：一是十分湿润的环境，二是十分干燥的环境。在黄土高原忽干忽湿的环境里，两个漆木俑经数千年还能较为完好地保留下来，弥足珍贵。
山西省考古所副所长谢尧亭介绍：“中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礼制。古人朝会、狩猎、宴享、训练军队等活动都强调‘秩序’。我们推测这两个漆木俑与礼制和宗教有关系。”
考古专家历经两年，清理出大量的漆木器遗存，包括漆木俑、俎、罍、豆、壶、牺尊、坐屏、杯、案、盾牌、方彝等种类。
大河口墓葬还发掘出一个青铜鸟形器物，经鉴定是鸟盉(hé)。“这件器物可以说是大河口墓葬铜器中的瑰宝，它为中国青铜器发展史提供了一件新的器形。”谢尧亭说。
以往发现的鸟尊大多属于酒器，简单地说，就是一种鸟形的盛酒器，用来在各类祭祀活动中盛装不同的酒。距此二三十公里的北赵晋侯墓地就发现了鸟尊，被收藏在山西省博物院，是其“镇院之宝”。此次发现的青铜鸟形器物与北赵晋侯墓地发现的鸟尊有所不同，腹部没有管状流。专家认为，大河口这件鸟形器物不是尊，而是盉。
谢尧亭说：“商周时期，盉多是一种注水的水器。按照商周贵族礼仪，在祭祀、宴饮、典礼过程中，参与者要洗手盥洗。侍者用盉将水倒出。在既往的考古发现和传世器物中都未曾见过像大河口墓葬中这样的鸟形盉。”
鸟形盉的出现也意外纠正了一个“美丽的错误”：山西省博物院收藏的鸟尊在发掘时尾巴已断，上海博物院将尾巴修复为朝里卷。此次发现的鸟形盉十分完整，它清晰地显示，鸟的尾巴是朝外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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