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出土简帛的研究，学者们近年来发现了一些让人惊奇的线索，这些线索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解开《山海经》的身世之谜。这些简帛内容包括对古代地理、神话传说的描述，与《山海经》中的记载惊人地相似。这些发现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思考这些发现与《山海经》之间的联系。通过对比研究，人们希望可以揭示《山海经》的编撰时代、编纂动机和作者身份等谜团，从而更好地理解这部古代经典的真实面貌。这一发现也将有望为古代中国的地理认知、神话传承等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线索和资料，为我们重新认识古代中国提供新的视角。
作者：蒋肖斌
《山海经》是一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书，你不一定看过原书，但一定听说过里面的故事：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山海经》从先秦流传至今，人们对它的演绎从未止歇。然而，对于《山海经》的作者、成书时代、内容性质等基本信息，却一直莫衷一是——研究《山海经》的学者涉及文学、神话学、文献学、历史学等学科背景，难以达成共识。
《山海经》全书记载了40多个方国、550多座山、300多条水道、100多个人物、400多种神怪神兽。这些内容真真假假，光怪陆离，神秘莫测，仿佛是在华夏大地上打开了一个平行宇宙。连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都觉得不靠谱，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尽管如此，不少民间人士仍然热衷破解《山海经》之谜，还希望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山海经》，甚至有人声称在书中发现了外星文明的踪迹、中国人远征美洲的证据等。
《山海经》究竟是一本什么书？日前，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博士后陈民镇，他最新注译的《山海经》将由岳麓书社出版，他从出土简帛的视角提出了对《山海经》的新颖解释。
在楚帛书中偶遇《山海经》，呈现从战国到汉初长江中游的信仰世界
陈民镇说：“目前研究《山海经》的学者，主要集中于神话学领域，往往从文学或民俗学的角度。而历史学或文献学领域的学者，则很少有人关心《山海经》。我认为，脱离了历史背景或文献依据，很容易对《山海经》产生误读。”
在陈民镇看来，考古发现或许是破解《山海经》身世之谜的一种方式：浙江良渚的人面兽身神徽、安阳殷墟的虎首人身神兽、广汉三星堆的青铜雕像、山西九原岗的北朝壁画、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都能窥见《山海经》的踪迹。
中国考古发现的早期神兽形象，由于缺乏相关文字记录，往往身份不明，无法落实它们与《山海经》的确凿关联。比如，青铜器纹饰中的双头龙形象，曾有不少人认为是《山海经》中的“肥遗”，同时也有学者反对。
但陈民镇发现，从出土简帛文献（即古代写在竹简、木牍或丝帛上的文字）中，或许可以“发现”另一部《山海经》——不是说找到具体的文本（目前在出土简帛中未见《山海经》的只言片语），而是说找到能与《山海经》相参证的文本或图像，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新材料能帮助我们呈现《山海经》成书的时代背景。
1942年，盗墓贼在湖南长沙城东南郊的子弹库战国楚墓发现了一件帛书，记录了伏羲、共工等人创造并维持宇宙的神话，这便是著名的子弹库帛书，又称楚帛书。从上世纪40年代至今，中外学者对其投入了极大的研究热情。楚帛书上绘有12个人兽杂糅的神怪，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曾指出它们是十二月神，现在已成定论。
陈民镇介绍，这些月神的形象，酷似《山海经》对一些神灵的描述。比如，春正月的神是“蛇首鸟神”，春二月的神是“四首双身连体鸟”，夏四月的神是“双尾蛇”，夏五月的神是“鸟足三头人”，等等。其中，夏五月的神的形象，还可与《山海经·中山经》“其神状皆人面而三首”的记载相对照；《山海经·海外南经》中也有“三首国”的描述。
陈民镇说：“楚帛书中的神与《山海经》中的神并不是一回事，夏五月的神的形象与《山海经》相吻合也只是偶然，但两者的思维方式是相通的，反映了当时人们心中神祇的形象。”
除了楚帛书，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几件帛画——比如，子弹库楚墓的人物御龙帛画、陈家大山楚墓的人物龙凤帛画、马王堆汉墓的T形帛画等，都有各类神怪的形象。
这些帛画和楚帛书、《山海经》一道，为后人呈现出一个从战国到汉初的长江中游的信仰世界。
桃木驱鬼、蓇蓉避孕……《山海经》中的神话有深厚“知识”背景
陈民镇介绍，除了帛书和帛画，从战国秦汉的简牍中也可以发现《山海经》的线索。比如，简牍《日书》（类似“黄历”，古人用来选择时日、推断吉凶，从楚简到秦简、汉简，版本众多，可见它的流行）中就有许多内容与《山海经》有相通之处。
《日书》中的“穷奇”是一种吃梦的神兽，通过向它祈祷，可以驱逐梦魇，而“穷奇”在《山海经》中也有类似描述。《日书》中还有“是状神在其室，掘遝泉，有赤豕，马尾，犬首，烹而食之，美气”的记录，这一“马尾，犬首”的“赤豕”，便颇似《山海经》中的怪兽。
《山海经》不仅记录自然万物，还涉及不少方术资料。最典型的莫过于用桃木驱鬼——虽然不见于今本《山海经》，但在东汉王充《论衡》所引的《山海经》中有详细的记载。而同时代的《日书》中，也记载了利用桃木、棘木、桑木、箬等植物来驱鬼的仪式，以及利用白石、黄土等矿石进行驱鬼的做法。
“这些相似的内容，可以帮助后人理解《山海经》的作者何以对各地植物、矿物有如此执着的记录。”陈民镇说，《山海经》像一部“实用指南”，对各类动物、植物的记录，往往具有极强的目的性。
比如，说到“蓇蓉”这种植物，便指出吃了它会不孕不育，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植物不结籽。“这就需要通过‘相似律’之类的巫术原理加以理解，是文明社会早期‘巫医不分’的反映。在马王堆帛书的医书中也有大量类似资料。”陈民镇说。
从地域上看，这些简帛文献多出自楚地。《山海经》研究的权威袁珂曾断言，《山海经》出自战国时期楚人之手，简帛文献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佐证其说。
“在先秦文献中，大量记录神话的著作除了《山海经》，还有《归藏》。”陈民镇介绍，《归藏》相传是商人的易经，已经亡佚，后人根据残存的只言片语作了大量辑佚工作。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发现，为今人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在秦简《归藏》中，涉及女娲、黄帝、炎帝、蚩尤、夏启、禺强、赤乌、黄乌等神话形象，可以与《山海经》对读。陈民镇说：“‘易’为王官所掌，《归藏》的材料暗示我们，《山海经》中的所谓‘神话’，在当时看来是具有深厚的知识背景的。”
陈民镇表示，《山海经》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尽管有些认识并不准确，尚处于一种萌芽状态，但我们现在所说的科技，在古代往往由方术承担，比如地理、化学、医学、生物学等。“在《山海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已经有相当充分的地理知识，对动物和植物有了广泛的了解，对医药也有持续的探索。如果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山海经》无疑是有特殊意义的。”
《山海经》不是“神话书”，记载超现实的山川与动植物为“方术”服务
很多读者是把《山海经》当成神话书看的，毕竟那些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都是在《山海经》里读到的，但陈民镇说，《山海经》不是神话书。
已故著名历史学者常金仓指出，《山海经》实际上是战国“造神运动”的产物，书中所涉及的“神话”，并不是远古初民传下来的，而是战国术士们的再创造。
陈民镇说，在东周之前，知识和学术都为供职于朝廷的王官所垄断。随着王纲解纽，知识下移，“士”阶层崛起。这些“士”，既有继承了王官之“学”的诸子百家，也有继承了王官之“术”的术士。前者倡言政治学说，后者则迎合统治者求仙问药的热情。在战国时代，上层贵族崇尚养生、长生之道，也正是从战国开始，“方术”活跃于历史舞台，神异之说十分兴盛。
“从出土的简帛文献看，战国到秦汉的确有许多讲‘方术’的书，大谈神怪与灵药，这在此前是难以想象的。《山海经》，正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陈民镇说。
鲁迅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山海经》是“古之巫书”。
“这一定位大致准确。”陈民镇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山海经》，是西汉刘歆校订过的，而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在编纂《汉书·艺文志》时，继承了刘向、刘歆父子的观点，把《山海经》归入了“数术略”——主要讲的是天文历法、占卜风水之类的“数术”。这是汉代人对《山海经》性质的认定，也是最接近《山海经》成书时代的认定。
可以说，《山海经》一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属于“方术”范围的，它是一种方术书，同时又是一种比较综合的“方术”书——既有数术，又有方技（医药与神仙之道）。
也有人将《山海经》视作“小说”，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它是“小说之最古者尔”。对此，陈民镇表示，中国古代的“小说”概念与今天所说的“小说”不同。先秦两汉的“小说”区别于“大道”，是一种不入流的学说，“小说家”的内容多与黄老之学、数术、方技交叉。
还有人将《山海经》看作地理书。
“《山海经》记录天下山川，比《禹贡》翔实，把一山一水、一兽一鸟、一草一木都一一道来，道路里程说得有板有眼，俨然是‘全国国土资源普查的综合性成果’。”陈民镇说，“但遗憾的是，书中记载的山水很多都无从查考，所以试图通过《山海经》研究历史地理的学者，往往难以达成共识，甚至语出惊人，宣称中国人的祖先从古巴比伦而来、中国人早在数千年前便远征美洲……”
陈民镇认为，《山海经》对天下山川的记录，显然是经过有意整合的，甚至是有意编造的，而这么做的原因是“为方术服务”，“每一部分结束，总要强调这一带神灵的形象、祭祀的程序等”。
在写山川的同时，《山海经》还涉及各类动植物——也往往是超现实的。“操方术的术士需要了解神怪、祭礼、医药等知识，《山海经》俨然是一种方术手册，专业知识‘一本全’，便于查询。”陈民镇说。（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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