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难，难做官，想做清官是更加难，一件官衣度日艰，两袖清风熬饥寒。”这是电视剧《济公》里的一句台词，却形象道出了做官的难点。古代做官为什么难？如若不想做清官自然不难，难的是要做清官。在清代，尤其是做京官是相当艰难的，因为什么？低薪制度让京官叫苦连天，却又无可奈何。抛却历代来讲，单从清代来看，便很有代表性。
康熙批复奏折
康熙八年，监察御史赵璟给皇帝写了一份奏折，专门对在京官员贫穷生活进行了诉求，他指出，京官的薪资连普通温饱都难以为继，加之各项支出庞大，因此希望皇帝给这些官员增加薪酬。然而建议最终被搁置。
到了雍正时期后经过研判，最终决定实行耗羡归公，并且给地方官额外增加养廉银，京官也开始实行“恩俸”即双工资制度，但是涉及层面并不广泛。真正让京官普遍得到福利的是乾隆时期，无论级别高低一律按照原来俸禄加倍发放，仿佛让京官过上了经济实惠的生活。
其实不然，此后的京官依旧穷困。还是因为京官的支持相当庞大，而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官场潜规则的各种场面应付，甚至也可以解读为是官场潜规则的盛行导致了京官的钱不够花。其中，礼尚往来必不可少。不同的是，京官尽管收入不高,但礼数最多，面子功夫必须做足。像必不可少的三节两寿，座师、房师加一起，一年下来，没有百八十两银子肯定不行。过去有一首诗说:先裁车马后载人，裁到师门二两银。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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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装点门面的物件一个一个裁撤，维持不得已的生计。
此外还有长官、上司，同乡、同僚的礼数更不能缺，这是一笔相对更大的开销。这其中还包括官员的仆役、轿夫、门房的门包、门茶，一样也不能少，因为官员在过去所使用的人，都是自己花钱雇来的，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临时工”。
虽然是临时工“，但是本衙门的众多茶房、皂隶、仆役，也要按节犒赏。在北京的一个严冬季节，李慈铭穷得把自己的皮大棉袄送进了当铺，因为必须给轿夫、仆役赏钱。这是京官始终要保持的身份和体面。有趣的是，此前做京官的曾国藩因为穷困而被下人看不起，干脆主动“炒了曾国藩的鱿鱼”，让曾国藩相当尴尬气愤，因此还写了一首《傲奴诗》，最后却不得不承认：“谁知傲奴乃过我”。连个奴子都比我厉害了。
曾国藩日记
除送礼之外，京官生活中另一大花销是请客吃饭。
京官生活的一大特点是安闲的“稳定”。许多衙门的作风是“官不理事”，只有初一十五点卯，所以有大量时间可用于酒食嬉戏。京官又生活在一张同乡、 同门、同僚编织起来的大网之中。一个官员要遵守官场的游戏规则，他才能生存下去，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圈子文化。为了维持自己的人际关系网， 需要不停地联络聚会。每年必不可少的 聚会吃饭是新春各部院的团拜，往往每年轮值一二人承办，大摆宴席，延请戏班，价格不菲。除团拜外，平日也是日聚宴。
清人张宸的 《平圃遗稿》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赶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就是说你当官的圈子丢了，以后的所有人脉都将断绝，这种情况对于热心功名的人来说后果确实相当严重。因此京官生活的特点是政务不多，各种娱乐活动却相当繁忙。因此每至夜则车马盈门，灯红酒绿。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经常提到的饭店名则有“聚宾堂”、万福居" 、“便宜坊” 等。
李慈铭日记
京官们还经常组成各种“沙龙”，或为品鉴诗文，或为研究学问，每会则必然聚餐。道光年间出版的《都门纪略》有诗曰:家居不易是长安，俭约持躬稍自宽。最怕人情红白事，只单一到便为难。京官要不倒架子，要维持与他身份相称的生活，就要讲求居室、姬妾、舆马、仆役，再加上歌郎、戏曲、冶游、饮宴,这才构成整个京官生活场面。
按照各时期的物价水平计算,京官的收人维持其基本生活绰绰有余,但要维持其官样生活，即与身份相称体面,必须依赖外官的别敬、炭敬、冰敬。
曾给曾国藩做过幕僚的薛福成总结说，历史上，人们乐为京官而不乐为外官，但明清却倒转过来:“自古设官，重内轻外....我朝颁禄，因明旧制。京员俸薄，不逮汉唐十分之一。又自耗羡归公之后，外官有养廉，而京员无养廉，人情益重外轻内。”说的基本符合清代京官外官收人悬隔的实情。
外官收入一览表
如果一位京官想要拒绝这种风气，那么所能面对的就是更为艰难的生活。当然也有一些拒绝潜规则，只靠自己一点薪水过日子的相当操守的官员，如之前没有遇到普涨薪资待遇的清代名臣张鹏翮“居无一宅， 食无半亩，敝衣布被，家计萧然，四壁空虚，一棺清冷，贫宦与老僧无异也。”于成龙因长年舍不得吃肉，只吃青菜，所以得了一个绰号“于青菜”。辞世后，遗物仅有绨袍一袭，靴带二套，粗米数斛，盐豉数器，白银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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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琐当上巡抚，平时也不舍得吃肉，“其清苦有为人情所万不能堪者”，康熙当着众大臣称他为“苦行老僧”。这些官员的操守是在付出巨大的物质忍耐力才达到的。此外嘉庆帝老师立朝五十年的名臣朱珪去世时，“卧处仅一布被布褥，其别舍则残书数箧而已，见者莫不悲感”。李慈铭日记中提到“以阁学摄礼、兵二侍郎”的“素无清名”的袁希祖之死更有代表性:“咸丰十年，袁希祖阁学暴卒。启其箧，仅白金八两，无以为殓。公卿为率费具棺。袁以阁学摄礼、 兵二侍郎，素无清名。去岁方自闽典试归，而其贫至此，京官之况可想。”
京官之穷在光绪时期京官刘光第把这种贫寒发挥到了极致。
他后来因参与变法而获得重用后，操守和作风在军机中也独树一帜。升了官，别人都要给报信的太监赏钱，只有他一个钱不给: “向例，凡初人军机者，内侍例索赏钱，君持正不与”。不仅如此，谁家有事，他也不随礼:“礼亲王军机首辅，生日祝寿，同僚皆往拜，君不往;军机大臣裕禄擢礼部尚书，同僚皆往贺，君不贺;谓时事艰难，吾辈拜爵于朝，当劬王事，岂有暇奔走媚事权贵哉?其气节严厉如此”。
穷困潦倒的刘光第
当了军机章京，别人每年都可以收到大笔外官送的礼金，只有他一文不要:“(光第)性廉介，非旧交，虽礼馈皆谢绝。既人直枢府，某藩司循例馈诸章京，君独辞却。或曰:‘人受而君独拒，得毋过自高乎?’君赧然谢之。”
如此当官风格，让他升官反而更为赔钱，以至于每年要赔五百两。对此情形他自己在家信中说:“兄又不分军机处钱一文如不当多时，所赔犹小;如尚不能辞脱，则每年须干赔五百金。”
基于以上原因，刘光第的生活自然摆脱不了艰窘。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描述自己的情形说，因为今年收入少，所有家务，都是老婆带一女仆亲自干: “兄今年京中尤窘迫非常，以致连厨手亦不能请了，全是一婢女与敝室同操作，日无停趾”。因家里越发破旧得不像样子:“去夏大雨后，屋顶全漏，烂纸四垂，屡次觅裱糊匠不得，及觅得，又以价太昂，屡相龃龉，直至冬月，始迫于不得已，费十余金，乃收拾完好……顶棚末裱好时，客厅堵事，俱颇潦草。”穷的连房子漏雨都没钱修理，也真是到了一定程度。
清代官员袍服等级制度
由于居住偏远，养不起车马，每天上班徒步十多公里，这种贫困状况贯穿了刘光第京官生涯的始终。关于一般中 下级官员悲惨生活的资料更是比比皆是。有京官的自述，比如李慈铭自己日记中常有“近日窘绝，殆不能举火”等记载;，当时还有个官员戴璐在《藤阴杂记》通过自己的目击，记述张衡任工部司官时，“贫不能举火”，就是连饭都做不起了。
李慈铭日记记载晚清的一个刑部主事，“贫瘁不堪， 门庭萧索，屋宇欹漏，使令不供，人有菜色”，令李慈铭见了“毛骨洒悚”。吓得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某京官的亲 友也提供过这样的旁证:“余屡次入都， 皆寓京官宅内，亲见诸公窘状，领俸米时，百计请托，出房租日，多方贷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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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现象，康有为还给了比较系统的总结说:‘京官寒苦，尤世所无。即大臣岁人仅数百金...故自大学士至于七品京曹，苟非望得总裁、主考、学政、房官阅卷之差，以认门生，收贽敬、冰敬之金，部曹借捐官印结之人，殆皆饿死。”
因此，清代的京官普遍穷困，但是如果放弃操守，而终日与地方处好关系，每年也可以得到许多各种“敬“，然后在京官圈子里不断的研究银子，日子过得也相当舒服，反之，如果单靠自己薪俸而坚持操守的京官，注定活得相当狼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