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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除了司马迁在书写历史，敢于直接将汉武帝的得失一并记载，其他的史学家，哪怕是《资治通鉴》也不敢冒犯当朝帝王。所以虽然历朝历代的史官秉持着一定的公正客观来记载当朝的历史，但是历史始终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为维护当朝统治者的安定，逐渐淡化前朝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污名化敌人是常有之事。
如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为降低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在老百姓以及朝臣之中的存在感，将李建成书写为凶狠残暴，不关心政事之人，而对李元吉更是多处贬低，将其描写为有勇无谋，助纣为虐之人。
但是明显，同样为敌对双方的刘邦与项羽，却未出现如此的情况，而且从后世多位诗人如李清照的诗词之中可知，项羽不过江东的精神一直被后人赞赏。所以作为胜利者的刘邦并未在民间以及史书上降低项羽的存在感极其功绩，这对于刘邦来说，这种行为确实是有些反常。刘邦的谨慎，可是连多年跟随在身边之人都无法容下，何况是当年在鸿门宴上极尽羞辱过她他的项羽。
在鸿门宴之中，若非是项伯提前通风报信，刘邦也不可能是早有准备，所以刘邦封项伯为侯爷也无可厚非。至于项羽的其他亲属，古来有话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对于投降的俘虏，更是此种道理。所以投降的项襄自然也是得到了刘邦的厚待，而项他曾经与刘邦乃是两军对峙，但是在被刘邦一方擒获之后，依然得到了刘邦的器重。
至于项羽的其他亲属，虽然历史至上，并没有记载其他人的去向，但是也没有记载他们的生死不明说明刘邦从始至终都没有对项羽的亲属下过毒手。同时，为了表示皇天厚重，刘邦特地将国姓赐予项族，这其中恩待可不是一点半点。
确实是在历史的记载之中，项羽去世之后，刘邦特地为其扶棺，这在众多的历史统治者的胜利者之中，刘邦的胸襟确实是非比寻常人。
当然无利不起早，刘邦一方面确实是佩服项羽的英雄情怀。刘邦幼时乃是侠客，虽在历史的评价之中，刘邦始终是鸟尽弓藏之人，但这并不妨碍刘邦对于英雄以及高等人物的尊重。可可以想象刘邦在街上偶遇秦始皇游行之时的叹出的一句“大丈夫当如此”，便可以对刘邦没有污名化项羽的一半原因知晓。
而在另一方面，刘邦能够放低身段，这其中自然会引来一大批旧六国之人的敬佩。刘邦就是用自己的胸襟来容纳六国人的加入，随着天下安定已经很少提起六国之人，皆为汉人，真正实现了第一次的融合。
历代统治者之所以要污名化对手，其中一部分的原因还在于敌方多年在民间所积累的民声，以及部分百姓对其的拥戴，很是容易在民间煽风点火，例如反清复明。所以极尽污名化，自然是降低其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
但是项羽却不同，项羽在四面楚歌、垓下之战之时，早已经是众叛亲离。项羽的妇人之仁以及多疑的性格，逐渐流失了当初的江东子弟，再加上多年作战将士思念家乡，自然对项羽是颇有微词，希望及早的结束这场战争。
所以项羽在被刘邦逼到无路可走，背后是一片大江之时，早已经成为一个人，身边再无亲信可言。而这同时意味着项羽在民间的存在感已经消失，老百姓对其的怨恨已经深重。所以这个时候的刘邦已经深得民心，没有必要对项羽再进行一次污名化，反而会适得其反。
刘邦确实是豁达，而且这也是实在性的根据的。在司马迁的《史记》之中，司马迁是凭借着个人的主观感受来对帝王进行评价，但是从司马迁对刘邦的描写而言，刘邦的的确确是豁达之人，其胸襟有容乃大，所以对项羽或者是项羽的亲属皆是后代。
司马迁对当时的李陵事件可谓是直言不讳，甚至因此触犯了汉武帝，但是司马迁对于刘邦的描写却是公正客观，可想而知刘邦并非是后世资料记载中那般不堪。
所以刘邦没有污名化项羽的原因，的确一部分是因为项羽早已经众叛亲离，在民间失去了先期的号召地位，对刘邦构建天下是造不成威胁；另外一部分原因当然是其他帝王无法与刘邦所匹敌的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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