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崇拜”到“鄙夷”（古代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是如何一落千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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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方有文字记载以来，东方就已经不是单纯的地理空间概念，而是一直与有关东方的神话和幻想紧密相连。东方作为人类古老智慧的源头、西方灵感的源泉，其丰富绚烂的文明映衬着欧洲自身文化的不足。欧洲人大约从10世纪初开始记载中国，但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作品是《马克·波罗游记》，这是西方第一部将东西方文化接触以文学形式记载下来的经典作品，到了地理大发现年代。随着欧洲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新航线的开通，以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源源不断地涌向东方的中国。这个古老国度的神秘面纱即将被缓缓揭开。

歌剧《马可波罗》

如果说马可·波罗等中世纪的旅行家只是看到中国经济富庶的外表，那么利玛窦则开始尝试理解中国内在的伦理道德和政治精神。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儒、道、佛三教一体的信仰体系，泾渭并不分明。经过利玛窦等教士的分类解剖。发现佛教虽然强调慈善、宽容、苦修、来世，貌似与基督教相似，但其偶像崇拜与天主教背道而驰，于是否定佛教。却在儒家学说中找到与基督教类似的理性光辉和道德光芒，于是推崇儒家思想。他们穿儒服，起中国名字，潜心学习汉语，阅读中国典籍，结交权力阶层的士儒大夫。自豪于已经融入中国社会。

利玛窦与明朝官员

在利玛窦的带动下，《中国哲学家孔夫子》首次在法国出版发行，书中全面阐述了《四书》和《五经》之于儒家思想的经典意义。尽管让中国民众皈依基督的传教之梦破灭了，但利玛窦及其后人所传达的儒家道德哲学和理性修身等思想体系却吸引了前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为欧洲现代思想和启蒙精神的确立提供了蓝图和样本。启蒙思想家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布莱尼茨、英国的戈德史密斯等人纷纷加入推崇中国文化的阵营，掀起了席卷欧洲的“中国热”。他们赞叹由贤明君主与文人学者构成的中国社会，甚至无神论者也找到知识支撑，非基督教的中国也可以理性、道德、秩序井然。

孔子与学生

这种“中国热”不仅表现在思想领域，还体现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大大影响了欧洲洛可可时期从装饰、建筑到绘画的艺术风格。中国的陶瓷、丝绸、家具、绘画等器物风靡欧洲，受到从市井百姓到王公大臣的普遍欢迎，人们纷纷收藏定制中国的艺术品，这一时期，欧洲的皇家园林也经常出现明显的中国园林风格影响的痕迹。中国的哲学、艺术、用品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于创作的灵感。中国形象为他们展示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

大英博物馆的中国瓷器

18世纪末西方国家在经历了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科学革命等一系列变革后，进入现代化高歌猛进的长足发展阶段，而这个时期的中国正处于清朝封建帝制，清政府固步自封、不思变革，而欧洲已经开始以科学的进步衡量国家历史的优劣，以自由程度衡量文明程度的高低。1793年，英国特使以为乾隆皇帝祝寿为由，携带大批礼物访华，却因外交礼仪问题，未能达成访问目的，使团一行人只能在北京、天津、东南沿海做了大量调查，外交接触中，清朝官员的傲慢态度以及拒绝与英国贸易加重使团人员对中国的敌视态度。这些人回去写了大量与以前利玛窦他们截然不同的中国报道。

乾隆

早在17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开始有了质疑和贬低中国的声音，英国皇家协会的语言学家约翰·威尔金斯认为中国语言复杂难懂，意义模糊，是不完善的哲学语言，天主教及新教教徒将儒家的自然理性与无神论视若等同，指出儒家思想“不过是由一些从历史提炼出来的简单句子和事例组成，没有经过人类行动与情感目的的检验”。英国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后，各国使团、商人、旅行家纷至沓来，争相执笔书写中国见闻，这时，批评清朝政府和中国社会，贬低中国政体和儒家传统的声音已经成为主流。

鸦片战争

孟德斯鸠、孔多塞、狄德罗等启蒙哲学家与思想家对奉行儒家道德的中华帝制进行重新阐释，中国开始沦为欧洲人眼中腐败和退化的文明，成为西方种族主义轻蔑和侮辱的对象，受到18世纪晚期哲学家的纷纷抨击。康德说：整个东方根本找不到哲学······美德与道德的理念从未进入过中国人的头脑。黑格尔将中国划归为“没有历史的民族”，崇拜与礼节方面毫无品味。英国现在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更是直指中国看起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经过了几个世纪，中国与马可波罗出游的时代没有什么区别。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上，下层人民的贫穷远超过欧洲最穷困国家的人民。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欧洲展开了一场围绕语言与人类历史和民族性格关系的科学考证。英国语言学家威廉·琼斯推翻了莱布尼茨、培根等思想家推崇中国语言为人类始祖语的说法，推断出印欧语系与印度梵语具有亲缘关系，让欧洲学者的东方兴趣由中国转至印度，印度成为了语言和文明的摇篮。从科学方法的语言学角度，中国语言与“鲜活”的欧洲语言相比而言，是已经“死去的语言”。琼斯还认为，汉字是派生语，中国思想和宗教结构近似印度，儒家思想来自于《摩奴法典》，中国人是婆罗门一个名为“支那斯”（Chinas）的部落与鞑靼人杂交的后代。

摩奴法典

德国学者洪堡特对汉语与印欧语言比较后，认为汉语缺乏统一的语法规则，“不使用自反动词，因此注定不能够产生精准的思想。” 进而得出结论。作为象形词形式的汉语，更为落后低等，是语言发展的原始阶段。施莱格尔在其《语言的哲学》中认为汉语的书面语（文言文）艰涩难懂，而口头语却停留在孩提阶段，极其简单，缺乏语法规范。中国语言就这样从最早被推崇的始祖语一落千丈。被定义为停顿、滞后的形象，成为进步、进化的对立面。一个几乎不与欧洲西亚接触，只按着自身发展的规律，自身发展出的文明，成为其他民族眼中复杂而难以理解的文明，也是一种文化的宿命。

以法国贵族戈宾诺为首的知识界整合大量的人类学和科学知识文学，提出种族对文化的决定论观点。戈宾诺把中华民族归类为雅利安人、黄种人和马来人的混交民族，封建体制从雅利安人入侵一直维持到秦始皇统治为止，统治者中的白人血统就开始消失殆尽。戈宾诺认为人类历史演变中，种族混交不仅于人类进化无益，白人文明会逐渐退化乃至消失。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斯宾塞认为任何不同人种混交都会阻止现代民主的进步。他支持美国限制中国移民，避免混交落后的人种。

萨伊德在《东方学》中指出，西方不同时期有关东方的著述，并不是历史上客观东方的再现，而是西方人“一系列欲望、压抑、情感投射和预设”的文化构想物，是西方为了确证自我文化认同而构建出的他者。以中国为镜，补其不足、去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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