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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告阴状」，或称為「放告」、「烧王告」。它通常是一般百姓在「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诉」时，求助於冥界的神明（包括城隍爷、东岳大帝、地藏王菩萨和大眾爷）的方法。在传统汉人的社会裡，告阴状有两种做法：第一种是公开地在民眾面前放告，第二种是私下地放告。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公开地放告仪式似乎相当流行。以温州忠靖王庙会為例：
告状人身穿丧服，披头散髮，手持神香黄纸状，高喊「冤枉」，求东岳爷申冤。公差先是将他赶走，告状人再度哭著上前，如是者三次，到了第三次才准他到案前，跪呈黄纸疏，哭诉冤情。公差接著把黄纸疏在香炉上焚化，说道「圣王知道，听候定夺。」叫告状人退下。「放告」到此便告结束了。
闽南地区，也有人公开地告阴状，不过当地的仪式似乎比较接近於斩鸡头仪式。在台湾，则公开放告并不流行。台湾人如果要告阴状的话，则较常採取「拦神轿」的方式。
第二种告阴状的方式，由於没有公开或表态的风险，因此远较第一种告阴状流行。例如新庄地藏庵的信徒如果遭受冤屈而无处可诉时，可请庙方替他写一份「牒文」或「诉状」，向文武大眾爷或董大爷报告整个事件的原委，请他们做主，為信徒解决或惩治恶人。在中国，第二种告阴状的仪式一直非常流行。告阴状的仪式几乎都和冥界诸神有关，尤其和城隍爷、东岳大帝最為密切。另外，这个仪式也反映了汉人对於地狱司法体系的信心和依赖。换言之，至少有一部人相信，即使无法透过官方的司法体系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至少可以诉诸於较公正、讲求善恶皆有业报的地狱司法体系。因此，有时传统中国的地方官吏在审判某些案件时，会以寺庙作為审理案子的场所。以现代台湾来说，也不乏其例。如近年板桥纵火案的嫌犯被逮捕后，仍不肯承认犯罪，因此检察官两度押解他到新庄地藏庵，向文武大眾爷、董大爷投诉状，给予嫌犯心理上狠大的压力，最后便供出实情。告阴状这种仪式的来源可能相当古老，甚至於有可係在完整的地狱观尚未產生之前，就以前出现了。
关於告阴状的来源，可能也与古代和中古时期「塚讼」有关。所谓的「塚颂」，古人相信在这种「死人告活人」的情形下，会导致活人生病或死亡。祖先会加害他们，因此只好不择手段地来对付他们的祖先。这种恐惧感可能来自家族裡的紧张关係和纠纷。唐朝时期，人们似乎普遍存在著对塚颂的恐惧，在唐代的志怪中可见到不少例子。在宋代的笔记和元代的杂剧中，也有许多死人告活人的例子。在明清以降的《目连戏》和傀儡戏中，则透露出人们对死人在阴间控诉活人有相当程度的恐惧。可知自古以来有许多汉人担心会遭到死人的诉讼，因而透过各种宗教仪式来解决问题。另外，从宋代开始，也可看到有活人告死人的案例。从这些神判仪式中，可以显示传统汉人社会中人与人、人与鬼之间的纠纷颇為严重，使得人们尝试著以地狱的司法体系来解决问题，因此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无怪乎传统中国和台湾的人民和官员，会选择在地方地方社会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地方上的大庙」，举行各种神判仪式；而各地城隍庙通常也悬掛著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悔者迟」等匾额。可见台湾人对城隍或其地狱司法体系有著恐惧，但也有一份依赖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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