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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秘密结社”，是我国民俗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组织结构，拥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其作用是在高压的社会网络中，为无依无靠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其实，中国历史上的秘密结社，按照其组织形态和行为方式，可以分为：秘密会党和秘密教门，两大系统。
这两大系统中，前者是用结拜异姓兄弟的方式建立组织，以江湖义气、帮规家法和其他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来维系内部团结；后者则是用师徒传承的方式建立组织，以被曲解、改造的儒、释、道三教教义、学说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工具。
据研究，清朝晚期北方地区活跃的所谓的“义和拳”组织只是我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一个支系。他们大多数归属于白莲教系统，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满于满洲的“异族”执政，因此，这些组织结构在清朝早期，从事“反清复明”的政治活动，大部分都是民间力量。
来到清代中后期，民族意识在长時期的消磨中慢慢缺失，由白莲教系统演变出来的所谓的“义和拳”组织，事实上，已演变成以强体健身、自卫身家为服务宗旨的民俗传统武术娱乐团队，他们的政治需求，通常来说非常的简单实际，因为，他们不再以满洲人为抗争目标。
鸦片战争后，大批传教士随战舰涌进国内，他们在向中国传送西方国家近现代文明的同时，也因为对我国国情欠缺掌握，而在无形中支持或者利用了某些无良中国人。初期，教民中有很多虔敬的中国人真心实意向教，但同样初期的教民中也有一些黑心之人乃至地头蛇蛮横无理。
这种黑心之人运用传教士作为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我国民俗社会发展的中西方文化矛盾，西方国家赴华的传教士无故替这些黑心教民承担了责任。久而久之，民俗力量与“新异族”教士的分歧持续加重，他们慢慢将教士作为关键的抗争目标和围攻对象。
因此，民间“秘密结社”就变成清朝晚期中国抵御外地人入侵，尤其是参与抵制国外教士抗争的中坚力量。在甲午战前，我国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抗争尽管层出不穷，但是，从总体上看，这类抗争既沒有产生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全国各地因一些恶性事件而产生的抵制传教士、抵制教民不法行为的“教案”而已。
甲午战争后则不然，帝国主义瓜分我国步伐的加速，中华民族的危机日渐加重，并且，随着很多国外洋货的输入，近现代新型工业生产的盛行，民间组织存活情况以及生存环境，都产生了较大的转变。这种情况，相较于战前并没有明显改善，只是在逐渐恶化。中国人特别是乡村老百姓，在将这种状况归罪于清廷软弱无能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这些倚重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及其他们手下的这些教民们，基本上没什么好东西。
所以，他们的恼怒毫无例外地指向了这些洋教士和教民。就传教士自身来讲，他们原本是担负起传播“福利”的使命赶到我国。传统意义上来讲，在甲午战前，除个别传教士抱有一些政治野心，不安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之外，大部分教士还是在我国众多地域特别是在乡村地域，尤其是在偏僻的乡村地域，做了很多有益的公益慈善、文化教育普及等工作。殊不知到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瓜分我国的步伐的加速，在我国土地上的国外教士也产生了一些分裂。
这其中，一部分传教士不再安心于本职工作，开始直接或间接为其国家主权服务，违反了其为造物主散播“福利”的最初的服务宗旨。比如：德国天主教会的圣言会，在山东省的主教安治泰，他始终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权益提供积极且强有力的支持，因此，当“巨野教案”发生后，他马上向德国外交部提议：应当运用这一大好机会，出其不意占有胶州湾，并将此变成德国在远东的一个关键产业基地。
这类具备显著政治色彩的言行，显而易见不符传教士的性格角色，不符合传教士赴华的原心原意。他们要以宗教信仰从事政治活动，这自然造成了大量中国人的抵触。
可以说，像安治泰那样的教士，在那个时候尽管并不具备普遍意义，但是，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教士樊国梁、美国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尽管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起过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央政府与欧美国家，特别是在与他们自身的国家产生某类矛盾或外交关系紧张时，他们都是在某种意义上背叛了原有的宗教信仰，而屈从于更实际的政冶，都曾向其原国竭力鼓吹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部门动手创建自己的侵略基地。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在我国角逐租界地盘、抢占势力范围，妄图根据战斗力或非战斗力的方式瓜分我国的诡计，始终有教士在其间起着重要的作用。像：樊国梁、丁韪良、李佳白这些教士在我国很多年，精通我国国情和日常事务。如果，不是他们的国家主义与煽动行为，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瓜分我国的阴谋与行动也许不会那么严重。
更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人民抵制传教士和国外教会的抗争，在甲午战争后便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环节，抵制教会与传教士的抗争，便自然地与抵制帝国主义瓜分我国的抗争，紧密的联系了起來。
二战结束之后，就中国各地遭到国外入侵、蹂躏的水平而言，山东省的状况好像更严重。德国于1897年强制攻占胶州湾后，便开始把山东省视作自身的国土在发展，把民众视作自身的殖民，他们在山东地区大张旗鼓修建铁路线，采掘矿山开采，强占民田民房，毁坏水路坟茔，给山东省的老百姓，特别是公路沿线的住户，带来了沉重灾祸。
尤其是依照中德双方达成的修建铁路的有关协议，明文规定：占有本地住户的农田，应当给予相应的赔偿和优惠待遇。但是，事实上这种被占农田的农户，根本没有赔偿，或者获得的赔偿很少，这必然造成被占农田的农户的强烈不满，从而，引起了一连串的突发事件。依照中德彼此承诺，如果，产生这种突发事件，应由中国地方官衙从重惩办，并沒有德国出兵的明文。
殊不知，因为中央政府特别是当地政府行政效率太过于低下，当这种突发事件暴发后，当地政府往往思维迟钝，乃至有放任民间组织向德国殖民政府闹事之嫌。所以，长此以往，德国殖民政府就不顾及中德彼此先前达成的和解事宜。所以，如果某省产生动乱，殖民当局往往避开我国当地政府，快速出兵立即镇压。
结果就是：尽管将这种以反对侵吞自身农田为主要宗旨的动乱镇压下来了，但是，毫无疑问则激发了山东省民众对德国人极端霸道行为的抵触。
为了平复民怨，参与解决这种纠纷的山东省地方官吏，曾向清政府明确提出过一些提议，期待由政府部门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政府的关系，遵守原条规中的承诺，但凡租借地外产生的纠纷案件，仍归中国地方政府解决，以防各方争吵不休而起争端。殊不知，这样的提议却不被清王朝所重视，也不被德国人所接纳，結果，分歧愈来愈深，部分斗争就演变成规模性军事抵抗。
其实，侵吞瓜分山东省的不仅仅德国，别的国家也尝试在山东省创建自身的势力范围。甲午战争之后，威海卫被日本军队侵占达三年之久，以后又被英国强制租借。英国还强制圈占文登、荣城等县，迫使农户交粮完税。山东省在沦为德、英、日等国殖民地后，社会经济发展遭到了破坏，南北方大运河的交通运输业，也因国外资产的垄断而大幅度没落。
以往凭着大运河之利，足以维持生计的船夫、挑夫、装卸工等，在高效率低成本运载工具和运送手段的冲击下，大批下岗，到处漂泊。
当然，人祸以外还有自然灾害，广东地区自1895年起不知为何自然灾害频繁，大河年年决口，受灾面积达50州县。1899年，黄河流域又碰到历史上少见的旱灾，山东省地区饥荒比较严重，灾荒满地，流民遍野，大量的人民流离失所，社会发展动荡。处于挨饿、死亡线上的人们更容易被影响、被煽动。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秘密结社”义旗一张，便马上获得了众多乡村群众得大力支持，并最后演变成盛况空前的人群骚动。
骚动的主体就是这些民间秘密结社，他们在底层社会错综复杂世代相沿，有着极大的阵营和复杂关系网络。他们的活动出现了波动，直接体现出政治统治的治乱情况。通常情况下，在政治统治比较巩固的時期，这种民间“秘密结社”的活动较为低迷；相反，当外患比较严重或统治较为混乱时，民间“秘密结社”就较为活跃。
综合各种参考文献的记述：1895—1899年里在华北地区的秘密结社至少存有武圣教（金丹道支派）、如意教（儒门教）、大刀会、红拳、义和拳、诀字、红门、弥勒教、梅花拳、铁布衫、金钟罩、红灯照、八卦教、离卦教、黄洋教、在理教、混元门、六合拳、圣贤道、一炷香、白莲教、江湖会、仁义会、红枪会、天地会、哥老会等。
假如，从人员构成展开分析的话，这种“教派结社”的主体，主要是游离在传统的农牧业社会经济结构以外的社会发展成分，如：和尚、道士、拳师、术士、游勇、流民、民间艺人（如耍猴的、架鹰的、耍武把式的）等。他们浪迹江湖，博学多才；行迹诡秘，飘忽无常；身无所有，敢于抵抗。因此，在社会动荡期，他们往往充当抵抗官衙活动的急先锋或组织者角色。
至于这说到的“义和拳”，其来源复杂，演化坎坷。
1899年，曾任吴桥县令的劳乃宣，根据有清一代相关白莲教的上谕、奏疏等有关材料，所著《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评定：义和拳乃是十九世纪初，信奉太平盛世说的白莲教的一个关键教派。劳氏这一观点影响挺大，很多学术研究就采纳了这一观点，评定：义和拳的起源与这一以反朝廷为中心思想的民间秘密组织相关。
但是，之后的一些学术研究好像并不完全认可这一观点，他们认为：
义和拳来源于一种由官方倡导和组织的，以勤王为目的的民团机构，即：担负着村落防御作用的民团；或认为大刀会和神拳会在华北地区的动乱中饰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直鲁边界地区的义和拳，是此次群众运动的关键来源；或认为义和拳的盛行和散播，主要是因为鲁西地域独特的文化环境，最具核心作用的是其代表性的仪式，即：民间艺人中那些耍武把式的人所表现出的“刀枪不入”和“降神附身”。可以说，这类仪式便于接纳，又与其自身来源于华北地区乡村的文化艺术和风俗人情密切相关。
综合每家的研究能够看出，之后的义和团成份非常复杂，其机构组成，并不仅仅以白莲教为主导，而是以金钟罩（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神拳、红拳等为核心。这种拳会在十八世纪末就已经变成了秘密教门的羽翼。至1899年华北地区动乱初起，以刘士端为先的大刀会或称金钟罩及红拳会，已与坎卦教、离卦教混合；赵三多为先的梅花拳更名为义和拳，后又改叫为“神助义和拳”，也与教门紧密结合；以朱红灯为先的神拳亦以离卦教为依托，显而易见，他们也具备教派特点。
他们并不是通常的拳会，实系所属或融合以八卦教为主体而区分于文武场的“拳教”机构。这种拳教机构，因此通过揭帖、坛谕、传闻等方法，传扬民俗宗教信仰的所谓“劫变”意识，声称：义和拳是顺应天时，解救劫难，有菩萨保护的团队。以此，作为动员群众、组织民众、扩张影响的工具和手段。他们在习拳练功外，兼习法力，举办各种荒诞的宗教仪式，渲染各种刀枪不入的非凡的超自然本领。
虽然，这种方式在吸引民众、鼓舞士气、提升战斗能力等层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非理性色彩，自然很容易遭受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的质疑，因此他们除了可以忽悠乡村众多农户外，很少可以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可。
作为众多乡村中下层民众的自发性抗争，义和拳、大刀会等民俗秘密结社，不太可能产生明确的政治需求和政治理想。他们往往坚决反对国外教会，除洋教士和教民的不法行为激怒了他们外，就信念方面而言，显而易见的是：西方国家天主教的意识与中华传统宗教的意识之间的矛盾，是当地文化应对外地强势文化的压迫，而采用的一种非理性的政治动员和政治斗争。他们顶多不过是我国民俗自发性的“反西方国家文学思潮与势力”而已。
他们要想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反西方国家思潮”与势力，就务必与官方紧密结合，不然，其本质还是不能影响到大局意识。
而官方反西方国家的思潮，在戊戌新政完毕后也在萌芽，戊戌年的政治变化，特别是慈禧再次出园训政，大清王朝政治理念的确踏入了一个“变法维新的反动時期”，凡新政中明确提出或推行的措施，基本上一律废止。而新政的基本价值观，趋于学习西方国家，因此，这一政冶上的反动，便在价值观念上毫无疑问的激励、放任了各式各样的反西方国家势力的产生，也启迪了中国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生。
明显的排外观念，是戊戌后各界人士的基本共识，那时候，朝野好像一致厌烦西方国家，抵制西方国家，最上者如慈禧。她尽管是近代中国中较早了解西方国家近现代发展趋势的领导人，但是，在戊戌变法后，出自于权益的考虑，也使她对西方国家的观点有所改变。她搞不懂自己如此固执地劝导中国人学习西方，而西方国家为何还是与她过不去？大清王朝已宣称：戊戌年间的政治变化，主要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几人的犯上作乱，而西方诸国根本不相信大清王朝的再三宣称，反倒是轻信康、梁的妖言，鼓励、支持康、梁等人肆意攻击污蔑我天朝上国。
所以，慈禧不管怎样，都不能理解西方国家发展的价值观念，这是她在戊戌变法后，一下变为了西方文明的反对者的直接原因之一。
慈禧的转变影响了朝中重臣和传统士绅，以前参加过新政的这些重臣，已在政变后受到了相应处分，而新任重臣原本也不满意于戊戌年间的政治改革，或者是因为慈禧心态的转变，继而，对西方文明较为抵触。他们以往也许一度敬仰并赞扬过西方文明，但是，他们实在搞不懂西方国家为何总是欺压这个中国学生，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他们觉得：西方人以及西方国家往往支持中国的政治转型，可能与他们的整体“阴谋”相关。
所谓的这个“阴谋”，便是：避免与我国真的强劲，阻拦中国经济发展，甚至，最后完全弄垮中国，从而，将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
基于这样一种很繁杂的心态，当某些朝中重臣发现义和拳也具备反西方国家的倾向时，自然看起来就很亲近，一改大清王朝对民间“秘密结社”素来镇压的严苛姿势，采用容忍或视而不见，听任这种“秘密结社”做大做强。对于官方反西方国家的这种趋势，“秘密结社”从本身的处境中很容易感受出来。
懂得感恩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因此，在清廷的默认下，慢慢做大的“秘密结社”便投桃报李，适度明确的提出了“扶清灭洋”的政治标语。庚子前，我国的两股反西方国家的势力总算走到一块儿了，义和拳、大刀会及一些神拳机构迅速被“运动”到后来的“义和团”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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