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这是一个任何中国人都为之骄傲的日子 。这一天，毛主席正式宣布新中国的成立，天安门广场的几十万民众几乎同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庆祝伟大人民政权的诞生。
同属反法西斯联盟的苏联也密切关注着这场期待已久的庆典，并且在开国大典开始后的两个小时之内就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照会发到了中南海。为了回应苏联发出的友好信号，毛主席决定于两个月后出访苏联，解决战后遗留的问题，并向苏联寻求经济和技术的帮助。
1950年3月，刚刚结束了为期两个多月苏联之旅的毛主席正在为这次访问做“总结”，他组织中央在中南紫光阁开会。开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突然推门而入，他将手里拿着的电报匆匆呈给了主席，只见信上赫然写着西南军区贺龙司令员与邓小平政委急电。看到这短短的一行字，毛主席心里就升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彼时，外部侵略基本已经被完全抵制，国内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的，实则暗潮汹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一直将西南地区作为核心地点，在此培养特务、土匪等反动人员，企图将西南地区打造成“反攻基地”。这封电报的内容正是关于西南地区，看完电报的主席勃然大怒，自此，西南地区的一场巨大的斗争就此拉开序幕。这封电报究竟向主席传递了什么消息？主席为何会大发雷霆？我们将在此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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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徒猖狂酿大祸自1948年开始，国民党就开始为夺取政权做准备。虽然此时的他们处于不利的军事形势之中，但残存的希望让他们愿意为自己的“伟大事业”背水一战。于是，他们开始在地势绝佳的西南地区蓄养自己的力量，训练特务、网罗各种土匪、地主武装；为了使这些组织成为有纪律的队伍，他们在四川和贵阳专门开办了“游击干部研究班”，培养特务、土匪领导骨干。
自1950年初，部分叛变逃跑的国民党和四处遣散的土匪相互勾结，组成形式各异的武装队伍，企图以暴力的方式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他们人员数目庞大，发展势头迅猛，到1950年2月，暴乱武装力量已达到了四五十万人。
他们烧杀抢夺、无恶不作，破坏交通网络、掠夺军队物资，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与之对抗的群众和地方党政干部。他们以为自己有国民党做靠山，所以就肆意妄为。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龙潭寺惨案”主犯巫杰。
龙潭寺地处成都市东北，这里地形复杂，但地理位置优越，进能归隐于深山老林之中，退可藏身于成都闹市之中，所以这里一直受到匪盗们的青睐，甚至成为了土匪们的活动聚集地。
常年居住在此的居民们最初被这样的情况所困扰，就向当地的干部反映，请求进行沟通。但是这群油盐不进，只知道打打杀杀的狂妄之徒，根本听不进去任何人的好言相劝，此时的他们像是受了蛊惑一般，顺其者昌，逆其者亡。就这样，当地很多无辜的居民和领导干部都被他们杀害。自此，他们再也无人敢惹。
1950年2月，60军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接到通知，军部命令他将自己手下的队伍移交给536团政委郭铁，自己回中央接受任命。五日，朱向离即将启程前往北京接受任命。临出发之前，郭铁嘱咐朱向离说：“这一路上匪盗猖獗，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免得出了意外。”朱向离对此回应说：“不用担心，你还不放心我吗？”说完两人相视一笑。随后，朱向离便出发了，没想到，意外真的发生了。
郭铁派了一位战斗力非凡的副排长，率领一个班护送朱向离进京。5日10点，这一行人到达了龙潭寺附近的一条小溪附近。这条小溪旁是一座在成都很常见的碉堡，所以朱向离一群人并没有特别注意这个碉堡。但当经过这个碉堡时，副排长突然听到一阵激烈的枪声，随即一名解放军战士应声倒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被伏击了。
副排长连忙掩护朱向离躲进最近的草丛，同时大声下令：“大家注意掩护！”紧接着枪声不断响起，大家都胆战心惊的。见过大场面的朱向离没有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所吓倒，沉稳冷静的他立马开始分析这次伏击的情况，首先想到的是这些人是附近的民兵组织，误将他们当成了路过此地敌对势力，所以向他们开枪。随即他大声地向这帮神秘的人宣布：“各位老乡请不要开枪，我们是解放军战士，不会伤害你们的！”
话音刚落，对面也立即传来了回应。这声音，正是此地臭名昭著的土匪头子巫杰。巫杰本是孙连仲的得力部下，一度位居旅长，但此人有勇无谋，头脑简单的他竟然为了一位女子和一名军部参谋起来争执，后来也因此被降为团长。气不过的他决定潜入军部刺杀那位参谋。但一向暴力莽撞的他不懂得运用计谋，只会蛮干，刺杀结果可想而知。
刺杀失败的他无法再在原来的军统中待下去，所以他回到了他的老家龙潭寺。当地的小喽啰非常佩服这位曾经的旅长，都甘愿成为他的手下，为他卖力，巫杰又在当地营造起了自己的千人队伍。但这样的拉帮结派方式和人员组成，注定了这个组织只能是一个靠不当手段发展的地下组织，况且这支队伍的领头人物还是巫杰这样的莽夫。
朱向离瞬间恍然大悟，早就听闻此地土匪遍地，没想到真的被自己给碰上了。但此时的他依旧心系百姓，他认为这群人中大部分都是被蒙骗了的百姓，他们只是被一时的冲动驱使，成了巫杰的工具，所以他不愿让随行的护卫兵开枪射击。但对方见他们不予抵抗，就愈发猖狂。
密集的子弹从大家的头顶、身边穿过，战士们只得委身于草丛之中，一动不动。朱向离觉得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况且那群土匪根本就没有见好就收的意思，对敌人的纵容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于是，他和副排长开始商量起了对策，最终决定开始突围。
由于四面八方都是土匪，而解放军只有一个警卫班，两军实力相差悬殊，唯一的办法就是集中火力，从某一既定位置打开缺口，从而能够保证朱向离突出重围，安全撤退。副排长凭借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决定从一个小山丘处打开缺口，那里是最佳的位置。
土匪们显然没有料到解放军部队的突然反攻，面对突如其来的炮火，土匪们一时失了阵脚。此时的巫杰见形势不对，立马以威胁的语气命令部下顶住。解放军一直被压制的战势，此时得到了稍稍的缓解。但终究是寡不敌众，解放军的突围计划未能得到实现，就被土匪的火力压制了下来。警卫班的人牺牲了一半，那位一直冲在最前面的副排长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此时的朱向离也身负重伤，他自知此次突围恐怕难以继续下去，于是他交代身边为他处理伤口的卫生员突围出去，把这次的情况报告给首长。在朱向离和剩余警卫班人员的掩护之下，卫生员成功突围。
成功逃脱的卫生员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个不幸的消息汇报给了上级，兵团司令立马派出兵力前去营救。但不幸的是，当援救人员到达现场时，战争早已结束，只留下一片狼藉，而朱向离首长也不知了去向。
在卫生员离开之后，一直处于战争下风的朱向离和警卫队成员，最终还是没有等到转机出现，他们被在人数上占优势的土匪俘虏。面对巫杰等人的严刑拷问，朱向离正义凛然，闭口不提有关任何党的机密，并且严厉谴责他们滥杀无辜。
朱向离的誓死不屈，让之前有求必应的巫杰觉得，自己的“权威”遭到了挑战，恼羞成怒的巫杰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朱向离。
这件事情惊动了兵团和中央，毛主席对此非常重视并下令：要全面清除全国的匪徒以及不正当勾结的势力。首先他出动几个师的兵力，围剿以巫杰为首的匪徒势力，并活捉了巫杰。
三月，解放军在龙潭寺举办了审判大会，鉴于巫杰之前作恶多端，判处巫杰死刑，并立即执行。这为当地的居民出了一口恶气。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巫杰行刑时使用的枪正是朱向离生前最常配的手枪。这才是这个十恶不赦的匪首应得的惩罚。
为了迅速平息匪徒祸患，西南军区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将剿匪当成本地区的中心任务。为此，西南军区还向全区发出剿匪指示，他要求当地部门以最快的速度摸清本地区匪徒的活动轨迹，并严格把控其主要路径的交通枢纽。
各个地区通力合作，以便剿匪活动得以快速且顺利地进行。当时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同志要求：西南全军全面贯彻中央制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中央还在剿匪步骤上给出了建议。首先应该剿灭富庶地区势力强大的匪徒，尤其要注意的是是四川腹地，四川向来享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土地肥沃，是当时粮食生产的主力军。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地的土匪凭借烧杀掠夺得以快速积累财富，随后以极其迅猛的势头发展，而且其实力实在不容小觑。因此，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拳出击，一举拿下那些影响相对较大的匪徒，接着再将抓捕清除重点向周边延伸，最终扩展至贫瘠山区。
接到指令后的西南地区迅速成立剿匪委员会，以统一领导剿匪斗争进行。剿匪斗争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进剿大股土匪，这个阶段西南军区将富庶地区作为作战中心，并在川、黔，滇、康四个重要省份进行剿匪作战。
整个剿匪过程，人民解放军大费周折。他们分别被派往川东、川西、川南地区分头行动，首先集中全部兵力清除重要交通线，及其两侧比较富裕地区的土匪，确保在后续剿匪过程中，能够不被交通上的问题所阻挠，顺利进行；接着再向周边的地区扩展，清捕大批土匪。
土匪中不乏有勇有谋之人，这些人善于运用自己周身的的优势，比如说川陵地区的地理优势。那里满是险要的山川峡谷，万丈深渊之下便是水流湍急的长河，山上又是郁郁葱葱的密林，他们依仗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地势构筑碉堡，设机关埋伏来往的商队和货运船队，严重影响了长江水运及其周边水域的正常通行和交通安全。
川东、川西、川南的剿匪大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他们按照制定好的路线各个击破，有时也会遇到战斗失利的情况，但向来顽强坚毅、不轻易言败的人民解放军总是会迅速调整好队伍状态，继续同令人痛恨的匪徒作战，直至匪徒被全部捉拿。
解放军的剿匪行动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支持，多年以来居于此地的他们虽然身在家乡，但总是缺乏安全感，土匪时不时的暴动，更是让他们生活起来如履薄冰。一听说解放军要来剿匪，群众们的热情瞬间高涨了起来，积极协助解放军调查当地土匪的活动情况，并提供给了解放军很多非常有用的情报，协助解放军剿灭土匪。
到1950年底，西南地区的剿匪工作已大致完成，大股势力基本清除完毕，当地的治安及社会秩序也渐渐回归平稳。自1951年起，中央下令开始进行第二阶段的剿匪工作，清除那些活动在省、县交界处的残匪。西南军区根据这种情况，专门制定了相应的剿匪方案，发动群众，积极参与。
西南剿匪历时四年，作战上万次，共歼灭匪特一百多万人，同时缴获大量的枪支弹药及生活物资。剿匪作战的胜利为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固助力，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也保证了接下来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为新中国的成长提供了安全的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