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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在历史上正面评价颇高的唐朝天可汗，唐太宗的文治武功不容置疑，尤其体现在他特有的军事才能上。可以说，若是将封建史上的历代君王按照军事才能排序，唐太宗必然是能够名列前茅的，毕竟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正是依靠武力方才荣登大统。贞观朝是一个文臣武将辈出的时代，如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一般，正是他们书写了一个时代的传奇，共同奠定了唐朝蒸蒸日上的基础。然而，尽管贞观时期显得如此的一帆风顺，似乎正行驶于一马平川的大道之上，可令人遗憾的是，在贞观末期却出现了令得意气风发许久的唐太宗等人也饱受打击的事情，如同于历史大道上打了一个趔趄，虽不至于摔倒，但总归不够美好，故而也为唐太宗个人带来了穷兵黩武的负面评价。
对于唐太宗来说，东征高丽是他丰功伟绩之后的一大败笔，尽管此次兴兵讨伐并未有太大的损失，但是也算不得是一场胜仗，只能以无功而返来作草草概括。很难想象，鲜有败绩的唐太宗在东征高丽的过程中屡受挫折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也许难免也会有英雄迟暮的落寞之感。然而，我们不禁要思考，一生战功卓著并且富有四海的唐太宗为何执意要将高丽纳入唐朝的版图？对此，我们不妨用这有限的篇幅来分析唐太宗在亲征之前的战略布局，看看唐太宗打着怎样的“小算盘”，毕竟战争的兴起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实现当政者的某种利益需求。
一、顺应民心，巩固统治也许很多人会认为唐太宗在贞观末期兴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未免有些倒行逆施、罔顾苍生，并且将民心所向归入唐太宗东征高丽无功而返的原因之中，认为东征之举完全是在穷兵黩武，将贞观之治的成果付之东流。然而我认为这种说法未免有失偏颇，因为东征高丽在当时也能称得上是关乎国计民生之事，虽说唐太宗在决意东征之后也许有很多未及考虑之处而至失败之境，但是在起事之前，却不能说是没有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若是以角色扮演来区分的话，我觉得唐太宗在当时应该有两个明显角色，一为政治家，二为军事家，而在东征之前，大体上是以政治家的身份进行思考的。
其实早在东征之前，唐太宗便已经提出过自己东征的一大理由，“辽东旧中国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隋氏出师者四，丧律而还，杀中国良善不可胜数。……朕长夜思之而辍寝。将为中国复子弟之仇！”很明显，这只是唐太宗的出征的一个理由，自古以来师出必然有名，正如隋炀帝东征的理由“高句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近乃不臣，别为异域..……为陛下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可见，在隋炀帝的基础之上，唐太宗似乎有着更为充分的理由，因为在辽东之地，还牺牲几十万的前隋烈士。尽管这些将士皆为前朝而战死沙场，却依然是属于中华子弟，为此早在贞观五年之际，唐太宗便命人远赴辽东埋葬这些忠魂烈士，其中便表明了唐朝与高丽是有“国仇”，剑锋所指，不言自明。
所以，唐太宗兴兵东征高丽，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础的。据《资治通鉴》记载，在东征之际，百姓中“有不预征名者，自愿私装从军，动以千计，皆曰‘不求县官勋赏，唯愿效死辽东’”，可见东征之举实顺民心，这种万众一心的民族情绪正是在前朝东征失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既然东征高丽是民心所向，那唐太宗必然也会更加重视对高丽的战略部署，并且将其视作自己收揽民心的一大契机，毕竟依靠弑兄夺权的唐太宗委实太需要民众的认可来证明自己的名副其实，同时也证明唐朝有别于前隋，当然这些都是建立在东征高丽成功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正是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之下，唐太宗对东征高丽事宜显得更加疯狂，甚至决意亲征以揽民心，可见其中的所蕴含的好处之丰。
二、高丽势隆，除之弭患容易产生威胁的往往是暂时看起来人畜无害的，随着唐朝国势日隆，辽东之地暂时也并没有太多的是非，甚至迫于形式上压力，高丽王一直以来对于唐朝摆着友好的姿态，然而这并非就打消了唐太宗东征的念头。正如上文中所说的，东征高丽能够带给唐太宗更多的名望，然而实际上在前期，唐太宗也是处于一种有心无力的状态，因为当时唐朝立国尚短，一方面要将精力放在稳定局势、恢复经济等内政上，另一方面还要出兵平定东突厥、薛延陀、高昌等具有直接性威胁的国家，故而并没有足够的气力来对付辽东的高丽，故而两国之间也维持着一种表面平静的状态，实际上确实暗潮汹涌，尤其是在泉盖苏文独揽高丽政权之后。
在原高丽王高健武当政之际，虽然也兴兵搅动辽东局势，欲将百济、新罗收入囊中，以解后顾之忧，并且修筑“长城”以备唐朝来犯，但是总归是没有向唐朝摊牌，一切仍然平和如故。可是后来泉盖苏文取高健武而代之，把持高丽朝政，独揽军政大权，所以高丽的对外政策自然而然也就以泉盖苏文的态度为主。泉盖苏文对唐朝一直都是仇视心理，比如上文所说的修筑“长城”便一直是由泉盖苏文负责的。而在其上台之后，便直接联合百济对付新罗，这里说明一下，新罗是辽东三国之一，同时也是向唐朝称臣的国家。眼看新罗受欺，唐太宗自然遣使谕诣，然而泉盖苏文却“以兵胁使者，不屈，遂囚之窟室中”，不留一丝情面。
当然仔细想来，泉盖苏文固然嚣张跋扈至极，可是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人家也有着嚣张的资本，因为在当时高丽的实力已经再不断膨胀。诚如隋炀帝三征高丽而无一胜绩，这也正侧面反应了高丽的不容小觑。当时的唐朝虽然也是蒸蒸日上，但是经由多年的兵荒马乱，其国力尚未恢复至隋朝之景，尤其是在贞观之时也多次对外用兵，故而究竟能否征服高丽，在朝堂之上仍然还有一定的悲观情绪。正如名相褚遂良的态度：“陛下神武，不比前代人君，兵即渡辽，指期克捷，万一差跌，无以示威远方，若再发愤兵，则安危难测”。所以实际上对于能否得胜归来，当时很多朝臣心中都没有底。
然而，正是因为征服高丽颇为棘手，所以唐太宗才更有理由兴兵讨伐，因为他所想的，还有后世的安危。毫无疑问，唐太宗是开疆辟壤之君，可是并不能保证后世之君也能如同他这般英明神武，而依照高丽的实力来看，尽管唐太宗在位之际不会产生太大的威胁，可是保不准高丽日后壮大，继而觊觎大唐领土甚至是中原政权。所以，为了杜绝这类隐患，尽管当时唐朝的国力尚未恢复，但是东征高丽也是唐太宗所应该要做的事情，尤其是在皇位继承人逐渐明朗的情况下。唐太宗的这种顾虑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合理的，依照李治的性格特点，只能寄希望其能够成为守成之君，保住大唐来之不易的江山社稷，然而令人唏嘘的是，唐太宗留下的遗憾，却由后来的唐高宗李治给弥补了。
战争没有绝对的把握，百战百胜之人仍不能够保证自己下次的胜利，故而在考虑东征高丽之事，唐太宗所看到的也只是一种可能性。毫无疑问，就国力而言，高丽远远不如唐太宗治下的唐朝，尤其是经过多次的对外用兵，平突厥、破吐谷浑、灭高昌，唐朝的声威逐渐为各国所传，否则也不会有“天可汗”的荣称。所以在这种国势逐渐壮大的情况下，唐太宗未免也有些飘飘然，对于高丽的实力也有些低估。正如《亲征高丽诏》中所提及的“躬先士卒，亲决六奇,使攻无所守,战无所拒。略言必胜之道,盖有五焉。一曰:以我大而击其小,二曰:以我顺而讨其逆,三曰:以我安而乘其乱,四曰:以我逸而敌其劳，五曰:以我悦而当其怨,何忧不克?何忧不摧？”
虽说这份战前动员书描述的有些乐观，但是从当时的两国处境来看，唐朝的优势确实要选高于高丽的，而其中所提及的“必胜之道”也有一定的道理。大小自不必多说，顺逆也是名义上的借口，毕竟当时泉盖苏文确实是以下犯上，违逆了两国百姓都认可的道统观念，而我安与彼乱也是一个事实，在当时泉盖苏文虽说把持了朝政，但是却并不能令得所有人信服，高丽国内仍然有与泉盖苏文不合的势力存在，并且还有新罗制约的因素。而以逸待劳的说法我更认为是唐太宗前期做了不少的准备，将主动出军作为自己的优势，然而其中是否合理倒也是有待商榷的。而最后一个悦与怨则讲的是两国军心与民意，至少在唐朝境内来看，民心是大为可用的，姑且也能够看作是一种优势吧。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唐太宗手下猛将如云，这无疑也给唐太宗增添了不少的底气。精兵、良将、民心、后勤等等，这些都是唐朝东征高丽的优势所在。正是在这样多的有利条件的因循善诱之下，唐太宗逐渐的开始认为此番东征能够有着很大的赢面，更何况是皇帝亲征，在无形之中也能够提升军队的士气。故此，唐太宗决意东征高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高估了自己而低估了高丽，不过这难免也是唐太宗最后无功而返的一大主要原因。
故此在我看来，虽说唐太宗东征高丽的结局不如人意，甚至为其带来些许负面影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其在战前对东征高丽的优劣得失分析颇为深入。表面看来，减轻新罗方面的压力、打压泉盖苏文的嚣张气焰、贯通辽东的经济要道等能够带来直接利益的因素是推动唐太宗东征的主要原因。然而我认为更加重要的是因为东征高丽所能够为唐太宗争取更多的民心，为初立不久的唐朝带来更多的国祚，当然在这一切的基础之上，是需要唐军方面能够具有一定的优势，减轻东征可能失败的风险，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前提条件，在唐太宗的考量范围中的分量不可谓不重。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使得唐太宗不惜罔顾良相劝谏，担着重蹈隋炀帝覆辙的风险，也执意要亲自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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