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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青年时期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而由此一语成谶的毛泽东，几乎一生都在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世界的斗争中度过。
在老百姓的普通认知中，毛主席永远都是光芒万丈的存在，但在他自己的回忆里，却时时充满着辛酸。1971年，毛泽东在南巡谈话时，对刘丰、刘建勋等人说：“我们唱了50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10次分裂。”由此，便有了“10次路线斗争”的概念。
毛泽东
第一次，1927年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斗争陈独秀是中国革命的先驱，我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但在他担任党的主要领导人期间，由于他个人的历史局限性，曾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否认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低估了农民的革命性和革命要求。
此时的毛泽东虽说人微言轻，但却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开展了针锋相对、不遗余力的斗争，特别是针对陈独秀对农民运动的批评，毛主席走720公里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陈独秀的右倾思想作出截然不同的回应。
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又石破天惊地提出了“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并且直接领导了秋收起义，开始了武装割据，让农民真正成为了中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生力军。
自此，宣告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失败和结束。
陈独秀
第二次，1928年与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斗争瞿秋白是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却又为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开辟了道路，埋下了伏笔。
在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进攻长沙受挫之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致电湖南省委，认为“客观上湖南暴动的前途仍尚有希望”，因而主张“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而作为在一线指挥员的毛泽东却从之前的挫折中汲取了教训，经过审时度势，通过前委会否定了中央的主张，继而率部转战千里，到达了罗霄山脉中段，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却受到了以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的责难，继而被指责为“枪杆子主义”，并以毛泽东违抗中央决定为由，将其开除开中央候补委员，并免去前委书记职务，由于传达时出现错误，把“开除中央候补委员”传达为“开出党籍”，所以毛泽东在一段时间内只能当师长。
可是即便如此，毛泽东依然加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并迅速在这里燃起了星星之火。
1928年3、4月，瞿秋白在中央临时常委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在实践中结束了“左”倾盲动错误。
瞿秋白
第三次，1930年与李立三冒险机会主义路线斗争李立三是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1928年在党的六大时被选为中央委员，之后又担任了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并成为共产党中央的实际掌权人。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对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并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这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冒险机会主义路线的开始。不久，李立三等人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不切实际的口号，在红军和根据地里，受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怀疑和抵制。
为此，李立三不止一次地批评毛泽东，指责他有一条“完全与中央不同”的路线。
李立三为了使自己的总路线得到贯彻执行，特派涂振农来到红四军传达中央指示精神，由于毛泽东和朱德久居山区，对国内国际的情报知之甚少，所以不得不接受“立三路线”。但是，在具体的作战问题上，毛泽东不愿意被李立三牵着鼻子走，拒绝了中央关于进攻南昌、九江等大城市的命令，而是从实际出发，采取避实就虚的方针，力求使红军免受重大损失。
1930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李立三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接着便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自此结束了以冒险错误为主要特征的“立三路线”。
李立三
第四次，1931年与罗章龙分裂主义路线斗争罗章龙是中共创建时的党员之一，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好友，并与毛泽东共同创办了新民学会。
在1930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将自己的学生王明推上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为了反对米夫、王明篡权，30余名中共中央委员发起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罗章龙被选为书记。之后，由于“非委”发表了拒绝承认六届四中全会合法性的声明：“告全党同志书”和“致共产国际信”，罗章龙等因此被开除党籍。
虽说罗章龙是毛泽东的好友，也曾有过共同的理想追求，但在具体的实施路线上，两人却开始渐行渐远，矛盾对立。毛泽东后来谈到罗章龙时说：“不管那时的中央怎么不行，有话可以讲嘛，你也在中央嘛！你搞两个中央，不是多了一个嘛？”自此，两人开始在政治路线上分道扬镳。
被开除党籍之后的罗章龙开始远离政治，成为了一名教授学者。
罗章龙
第五次，1931年至1934年与王明左倾路线斗争王明是我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左”倾冒险主义和抗日战争时期右倾投降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早年间在苏联留学时，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核心人物，深受莫斯科大学校长米夫的信任。
1930年，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在米夫的支持下，打着“反对立三路线”旗号，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领导权，并由此开始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媚苏亲苏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王明同样坚持城市中心的观点，热衷于组织城市武装暴动，他按照共产国际决议提出：“在中国正在成熟着新的革命运动，新的高潮最可靠的标志是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真正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是共产党的最主要任务”。
王明的这一错误思想路线，自然遭到毛泽东的坚决抵制和反对。于是，王明依靠在党内的高位，采取一系列卑劣手段，将毛泽东的军权全部剥夺，完全架空。此后长达四年的时间内，按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
直到长征途中出现重大失利，毛泽东才通过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再一次被历史所选择，也由此宣告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彻底失败。
王明
1937年至1938年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斗争1937年11月底，王明携带着共产国际对于中国抗战的最新指示来到了延安，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提出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论断，并得到党内很多同志的赞同。在王明组织的十二月会议上，很多同志都做了自我批评，由此，坚持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的毛泽东再次被孤立。
1938年3月，根据王明提议，中央决定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工作，并接替王稼祥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到苏联后，向国产国际代表季米特洛夫报告了王明向延安中央争权力闹意见的种种表现，季米特洛夫对王明印象更加不好。而此时，还有一层缘由，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后台，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在肃反中倒台，王明在共产国际从此失去了靠山。
7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后，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季米特洛夫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
由此，在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才再一次获得绝大多数的支持，并战胜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路线。至于王明的教条主义路线，直到1941年5月的整风运动之后，才算真正被肃清。
毛泽东与张国焘
第六次，1935年的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斗争张国焘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代表陈独秀主持党的一大召开，是党内绝对的老资格，但最终却又因为分裂党和红军，以及对党的事业产生悲观情绪，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四川与张国焘领导的第四方面军会师，当张国焘了解到此时的中央红军仅剩不到三万人，而自己的部队有八万之众。于是，在心理上产生不平衡的张国焘开始小动作不断，寻找各种机会向中央伸手要权，他在获得了红军总政委一职，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高位之后还不满足，继而在军事路线的选择上企图用枪指挥党，中央要北上，他却坚持要南下。
在南下的路线被中央否决之后，张国焘公然违反中央决策擅自带领部队南下，在南下途中又开始另立中央，并宣布开除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党籍。由此，张国焘对中央一步步由组织路线之争，到军事路线之争，一直演变到了政治路线之争。
毛泽东说，他在长征路上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程。在中央红军同国民党的军队苦战了八九个月，伤亡很大，精疲力竭，急需得到战友们的支持和帮助的时候，张国焘却凭借他手上人多枪多，处处挑战中央的底线，是为亲者痛仇者快。
为了教育、挽救张国焘，保存革命力量，毛泽东既要严肃批评张国焘不执行中央命令的错误，又不忘给张国焘寻找台阶和出路，劝导他取消第二中央，争取他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可是张国焘一直都置若罔闻。直到在西康混了一年多，军队从八万多减到三万多，实在混不下去了，才不得不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
张国焘来到陕北后，毛泽东多次找他谈话，帮助他认识错误。可是，张国焘这块顽石最后还是叛变了革命，叛变了党。虽说毛泽东争取、挽救张国焘的工作没有成功，但是却使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分清了是非，认清了张国焘的真面目，所以在张国焘最后叛逃时，连一个警卫员都没有带走。
高岗
第七次，1953年与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斗争高岗、饶漱石都是20世纪2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建国前，两人曾长期担任重要职务。1952年11月，高岗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3年2月，饶漱石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此后，他们出于个人野心和权力欲，互相勾结，进行了一系列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
在党中央酝酿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人事安排时，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高岗、饶漱石以为他们篡夺更高权力的机会到了。在1953年6月至8月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9月至10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他们散布流言蜚语，捏造所谓的“军党论”，鼓吹“党是军队创造的”，进行宗派活动，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吹嘘自己。
会后，高岗还私下活动，要求由他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公开向党要权要官。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以利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在1953年12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高岗提出严厉的警告，并提出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建议，对高、饶的反党罪行初步进行了清算。但是，拒绝接受党内批评教育和帮助的高岗，最后还是在1954年8月17日选择自杀，以此自绝于党。
毛泽东对高岗自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纠结于心，他曾两次对身边亲属说过：当时，回到北京后他应亲自给高岗打个电话。
可见，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是抱着帮助和挽救的心态在对高岗开展批评教育。
毛泽东与彭德怀
第八次，1959年与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彭德怀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这里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主要指的是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本着对革命和人民大众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唯物主义观点为大会写的一封信，但令彭德怀做梦都想不到的是，这封信竟“一石激起千层浪”，给自己带来“右倾机会主义”头目、搞“军事俱乐部”、搞“独立王国”的罪名。
对于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里之所以要带个引号，是因为其饱含着难以言状的时代隐痛和特殊的历史局限性，并且历史也早已有了清晰的评价和结论，所以在这里多赘无益。
毛泽东与刘少奇
第九次，1967年与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并称“四大伟人”。
在“文革”初期，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为了有序开展“文化大革命”，刘少奇专门制订了《中央八条》，包括“内外有别”等政策，以限制和镇压学生的自发运动，并因此在学生与工作组的对抗中，将一些学生打成了反革命，并抓捕了北京各大学校学生1000多人。
毛泽东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生气，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在专无产阶级的政！”于是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并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8月五5日，毛泽东发表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认为这是镇压群众，破坏“文革”。紧接着，在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高度评价刘少奇同志的光辉一生。
而对于刘少奇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路线，在本文的表述中之所以也带有引号，是因为其同样饱含着难以言状的时代隐痛和特殊的历史局限性，并且历史也早已有了清晰的评价和结论，一切要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毛泽东与林彪
第十次，1970年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林彪是著名的军事家，老资格的共产党员，曾被称之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开始打着“高举”、“紧跟”的旗帜，欺上瞒下，阳奉阴违，结党营私，缔结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尤其是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并被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写进了党章之后，他的篡党夺权活动更加变本加厉。
1971年9月8日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企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但最终因阴谋败露，在乘飞机逃亡途中折戟沉沙。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林彪党籍。
不过，对于本文说的“10次路线斗争”，邓小平同志有着不同意见，他说：过去“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例如把个别时间较短、没有产生全党影响的错误，如瞿秋白(不到半年)、李立三(3个月)、罗章龙(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也算作一次路线斗争，就有凑数的嫌疑。于是，在邓小平1980年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便废弃了这一概念体系。
其实，这个概念本身就有着浓重的时代色彩和历史的隐痛，而作为后辈的我们，也仅仅是通过这个早已被废弃的概念，再一次走进并深切感受那段历史的沉重和革命的艰辛。
同时，也为的是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成功绝无偶然，任何一个伟大的梦想，都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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